再应吏部试 写就“载道”文
贞元十年(公元794年)，韩愈第二次应吏部试，试题为《朱丝绳赋》《冬日可爱诗》和《学生代斋郎议》。今本韩集只有《学生代斋郎议》，题目的意思是可否以学生来代替斋郎之职。斋郎，是在祭祀时“执豆笾，骏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长”的劳力者;学生就是国子监的太学生。
韩愈认为，“执豆笾，骏奔走”虽然是“奉宗庙社稷之小事”，但“不可以不敬”“不可以不专”。学生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其周旋必不合度，其进退必不得宜，其思虑必不固，其容貌必不庄。而祭祀的关键是礼，礼的关键是敬。随便用未经训练的太学生代替斋郎，失礼失敬。太学生的本业是学习儒业，以学生代斋郎，耽误学习，荒废学业，得不偿失。以学生代斋郎，名义上没了斋郎，缩了编制，减了开支;实际上斋郎仍存，成本更高，损失更大。文章理据充分、论证透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政论文。可韩愈还是落选了。
韩愈落选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不善夤缘，“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贵人之门，人之所趋，仆之所傲。与己合者，则从之游;不合者，虽造吾庐，未尝与之坐”。二是他的古文与科举文两者价值观的不同。韩愈提倡“古文”，就是西汉以前那种以散行为主的文章;而科举文是句式整齐、讲究对偶的骈文。韩愈古文主张“文以载道”，载天地人文之道，载周公之道，载孔孟之道;科举文注重形式精美，骈偶巧丽，两者背道而驰。尽管韩愈的应试文写的也是骈体，但他的古文主张让众多迷恋骈俪者心中不快。
回看俳优辞 数月心不宁
这次落选，令韩愈觉得参加这样的科考是对自己的侮辱。他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写的这种类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好几个月都羞愧不安，决定不能再考了。好友崔立之写信劝勉韩愈，一定要考中博学鸿词才好做官。他把韩愈比作献璞的卞和，只有等识玉者剖璞见玉，然后天下人才会知道这是价值连城的至宝，即使像卞和那样两次被砍了脚也不算耻辱。
韩愈这下可找到了出气筒，几乎把所有的郁闷和怒火都发泄到《答崔立之书》中：夫所谓博学者，岂今之所谓者乎？夫所谓宏词者，岂今之所谓者乎？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必知其怀惭乃不自进而已耳！所谓的博学鸿词，如果真是现在科考文这个样子的话，那古代的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等，一定会感到惭愧而绝不应考了。
不过，韩愈最终还是参加了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博学鸿词科的考试，结果仍然是名落孙山。
从贞元二年到贞元十一年，前后近十年，韩愈七次科考、六次落榜。照今天看，韩愈是一个典型的落榜生，而且是无数次落榜。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人生的失意者，却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成为重振文风的旗手。
两百多年后，苏东坡接受潮州知州王涤的请求，为潮州重新修建的韩愈庙撰写庙碑文。面对这位文坛巨擘，曾经自诩“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也”的苏轼，却感到无从下笔。“一日思得颇久”，竟然“不能得一起头，起行百十遭”。仅仅一个开头，就写了百十次，却没有一个满意的。正在苦思冥想之际，忽见一纸从眼前飘过。可当他定睛再看时，那纸却不见了踪影，但上面的字早已印在他的脑海中了。于是，苏轼大笔一挥，把已经写出来的各种开头统统勾掉，然后写道：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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