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师说解析(4)

解析

　　《师说》是韩愈的一篇著名论文。据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考证，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一年，韩愈35岁，任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职位不高，但是他在文坛上早已有了名望，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也已经开展，他是这个运动公认的领袖。这篇文章是针对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写的。门第观念源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自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形成了以士族为代表的门阀制度，重门第之分，严士庶之别，士族的子弟，凭高贵的门第可以做官，他们不需要学习，也看不起老师，他们尊“家法”而鄙从师。到唐代，九品中正制废除了，改以官爵的高下为区分门第的标准。这对择师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就普遍存在着从师“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心理。韩愈反对这种错误的观念，提出以“道”为师，“道”在即师在，这是有进步意义的。与韩愈同时代的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以看出《师说》的写作背景和作者的斗争精神。

　　对耻学于师，文章连续用了三个对比。第一，古今对比，阐明耻学于师违背圣人之道，其后果只能是更加愚昧。第二，将同一个人既明于择师教子的必要，却又不明于自己从师的必要，把这两种完全矛盾的做法加以对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示那些人确实糊涂不通道理。第三，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的对比，进一步道出士大夫的错误心理，发人深省地指出两种人的地位与智能的反差，更令人幡然醒晤。

　　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教育很重要，那么在教育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老师，到底有多重要呢？答案是非常重要！荀子曾云：“君师者，治之本也。”君王和老师，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荀况将老师的地位拔高到与君王持平，可为至尊之极。这位大儒又说道：“故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老师教育，不学习法度，如果聪明有智慧，则必会成为江洋大盗，因为他不辩善恶；如果这个人很勇猛，必定会成为天下的祸害，比如西晋周处，在没受教育之前，勇力过人，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结果呢，天天仗势欺负乡邻，成了当地仅次于猛虎和蛟龙之外的第三害，最后周处拜大文学家陆机和陆云为师，才成了一代名臣。

　　如果一个人不接受教育，却很有才能，必定让天下大乱，国家遭殃；如果他眼光独特，能洞察一切，必定满嘴奇谈怪论，没有一句说到点子上；如果这个人有辩论天赋，那么必定胡说八道，荒诞不堪。可见，有一位好老师对学生言传身教，实在是太重要了，既不让英才埋没，还可以为国家社会减少祸害。

　　优秀的老师是学生的人生指路明灯，良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拙劣的老师是一种瘟疫，其恶劣影响会摧残孩子的一生。那么，在古代，合格的教师应该遵循什么标准呢？荀子最先制定了以下标准：“师术有四：尊师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意思是，当老师需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是有威严，能够让学生敬畏，可以为师；过了知命之年或者耳顺之年，又有威信，可以为师；能够诵读和解说所传授的知识，并且不违反礼法，可以为师；懂得细微之处的道理又能讲解清楚，可以为师。

　　在春秋时代孔子办学的时候，他和弟子之间的地位比较平等，很少有谈及师道尊严的言论，采取的教学方法也很宽松。但是，到了后世，教师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尊师重道越来越被强化，因此《学记》里说道：“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之敬学。”为何必须让老师居于尊崇的地位呢？因为老师是“道”的化身和代言人，尊重老师，就是尊重“道”，尊重“道”，民众们才能专心求学。

　　上面道理都很对，但是尊敬老师这件事，做起来其实挺难的。因此，在漫长的古代，一直将“尊师重道”的理念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一直持续到了魏晋时期。在魏晋时代，“尊师重道”的思想遭遇到了重大挑战！主要原因是从东汉末年至西晋，经过近百年的战乱，有名的大儒们或者在北方战乱中死于非命，或者在接连而至的瘟疫中丧命。

　　比如魏文帝曹丕曾经给朋友兼谋臣吴质写过一封信，就是流传至今的《魏文帝与吴质书》，信中说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文中的徐、陈、应、刘，指的是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场瘟疫，就让建安七子死了四个，可谓人间惨剧。这些人都是富有才华的儒生，本来肩负着文化传承的重任，结果都英年早逝。

　　除了瘟疫之外，多年战争让民众痛苦不堪，在西汉武帝时代被打压的黄老学说，重新流行起来，魏晋进入了空谈玄学的时代。加上佛教乘机兴起，与黄老学说双面夹击，让儒家的地位越来越被边缘化。

　　隋唐两代，虽然仍旧将儒学当作正统学问，但是远远不能与汉代相比。儒学的没落，也影响了尊师重道的传统，使得老师的地位每况愈下。到了中唐时期，竟然发展到人人耻为老师的地步。求学的人，遇见问题不想找老师解惑，因为怕被人耻笑；被请教的人，也将“老师”这个词视为洪水猛兽，生怕玷污了自己的身份，坚决不愿意被称为老师。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儒学距离关门大吉已经不远了。

　　在这种危难时刻，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吹响了重振儒学的号角，他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韩愈认为，振兴儒学，首先要扭转“人人耻为老师”的社会歪风，所以，他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同时代的柳宗元也是复兴儒学的旗手，写道：“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没有人当老师，修身治国大道到底由谁来传承？

　　韩愈几乎以一人之力，重新振兴了儒学，同时掀起了古文运动，涤荡了文坛，功莫大焉。到了北宋时期，儒学再次成为社会的主流学问与核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