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阎连科在颁奖现场发表的演讲全文，原题为《因为卑微，所以写作》，由阎连科授权发布。
女士们、先生们、同学们及尊敬的评委：
在这个庄重的场合、庄重的授奖活动中，请允许我首先说一个真实的故事：不久之前，我在香港的科技大学以教书的名誉，有了一段海边的天堂生活。五月的一天，夜里熟睡至早上五点多钟，正在美梦中沉浸安闲时，床头的手机响了。这一响，我愈是不接，它愈是响得连续而急凑。最后熬持不过，只好厌烦地起身，拿起手机一看，是我姐姐从内地——我的河南老家打来的。问有什么事情?姐姐说，母亲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你因为写作犯了很大的错误，受了严重处分后，你害怕蹲监，就跪在地上求人磕头，结果额门上磕得鲜血淋漓，差一点昏死过去。所以，母亲一定让姐姐天不亮就给我打个电话，问一个究竟明白。
最后，姐姐在电话上问我，你没事情吧?
我说没事，很好呀。
姐姐说，真的没事?
我说，真的没事，哪儿都好。
末了，姐姐挂了电话。而我，从这一刻起，想起了作家、文学和写作的卑微。——从此，“卑微”这两个字，就刀刻在了我脑络的深皱间，一天一天，分分秒秒，只要想到文学，它就浮现出来，不仅不肯消失，而且是愈发的鲜明和尖锐，一如钉在砖墙上的铁钉，红砖已经腐烂，锈钉却还鲜明的突出在那面砖墙上。直到七月中旬，我因访从美国回到北京，时差每天都如脑子里倒转的风轮，接着，又得到《日熄》获得“红楼梦文学奖”的消息，于是，就在不息的失眠中，不息地追问一个问题：曹雪芹为什么要用毕生的精力，竭尽自己的灵魂之墨，来写这部旷世奇书《红楼梦》?真的是如他所说，是因为“一技无成，半生潦倒”，才要“编诉一集，悦世之目、破人之愁”吗?如果是，在他这种“悦世之目、破人之愁”的写作态度中，就不仅丝毫没有文学的卑微，而且，还有着足够的信心，去相信文学的尊严和它的坚硬与崇高。
可是，今天的作家，除了我们任何人的天赋才情，都无法与曹雪芹相提并论外，谁还有对文学的力量、尊严怀着坚硬的信任?谁还敢、还能说自己的写作，是为了“悦世之目、破人之愁”?当文学面对现实，作家面对权力和人性极度的复杂时，有几人能不感到文学与作家的虚无与卑微?作家与文学，在今天的中国，真是低到了尘埃里去，可还又觉得高了出来，绊了社会和别人前行的脚步。
今天，我们在这儿谈论某一种文学，谈论这种文学的可能，换一个场域，会被更多的人视为是蚁虫崇拜飞蛾所向望的光;是《动物庄园》里的牲灵们，对未来的忧伤和憧憬。而且，今天文学的理想、梦想、崇高及对人的认识——爱、自由、价值、情感、人性和灵魂的追求等，在现实中是和所有的金钱、利益、国家、主义、权力混为一潭、不能分开的。也不允许分开的。这样，就有一种作家与文学，在今天现实中的存在，显得特别的不合时宜，如野草与城市的中央公园，荆棵与都市的肺部森林，卑微到荒野与远郊，人们也还觉得它占有了现实或大地的位置。当下，中国的文学——无论是真的能够走出去，作为世界文学的组成，还是雷声之下，大地干薄，仅仅只能是作为亚洲文学的一个部分，文学中的不少作家，都在这种部分和组成中，无力而卑微地写作，如同盛世中那些“打酱油的人”，走在盛大集会的边道上。于国家，它只是巨大花园中的几株野草;于艺术，也只是个人的一种生存与呼吸。确实而言，我们不知道中国的现实，还需要不需要我们所谓的文学，不知道文学创造在现实中还有多少意义，如同一个人活着，总是必须面对某种有力而必然的死亡。存在、无意义，出版的失败和写作的惘然，加之庞大的市场与媒体的操弄及权令、权规的限制，这就构成了一个作家在现实中写作的巨大的卑微。然而，因为卑微，却还要写作;因为卑微，才还要写作;因为卑微，却只能写作。于是，又形成了一个被人们忽略、忽视的循环悖论：作家因为卑微而写作，因为写作而卑微;愈写作，愈卑微;愈卑微，愈写作。这就如堂吉诃德面对西班牙大地上的风车样，似乎风车是为堂吉诃德而生，堂吉诃德是为风车而来。可是意义呢?这种风车与堂吉诃德共生共存的意义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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