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高兴》点评(4)

　　并不是鼓励作家一定要渲染穷人对城市的怨恨情绪或仇富心态。在笔者看来，一个作家应该将对社会的真切观感原汁原味地写出来，展现给公众，这便是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作家既不能故意制造仇恨，也不该刻意粉饰现实。以贾平凹《高兴》为例，既然小说的主人公原型是自己的同学，他们的“非常人生存状况”曾令作者那样震惊，那么贾平凹就有责任将他们的“非常人”生活客观地描述出来，以努力引起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只有这样，那些拾荒者才真正有望多获得一些“温暖感”。只在自己的书里虚拟出一些“温暖感”，对那些“原型”们的生活不仅丝毫无益，甚至还有可能是一种“帮倒忙”，因为这有可能遮蔽掉人们对这一群体生活困苦的感知。

　　尤其是，贾平凹“修正”自以为偏见偏执的“农民意识”的理由令人难以认同。他认为：“从历史角度看，社会肯定是大进步大发展的，但农民出路问题，必然得牺牲一代或两代人的利益。农民进城，如何面对城市，城市如何接纳农民，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农民问题的确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当前进城农民的利益也的确正在相当程度上被牺牲。但这些被牺牲是否正当和必然呢?在笔者看来，作为作家的贾平凹不该草率下结论——任何人也都没有权利下这样的结论。如果先入为主地认为农民的利益就该被牺牲，这样的作品是否客观公允，或便值得怀疑。

　　事实上，小说就是小说，无论由什么人写出也只是一本少数人才会关注的读物。一部小说本身很难对社会关系起到修改或“修正”之功，譬如《高兴》可以描述城乡关系和贫富差距，却又仅限于“描述”而已，对这种关系和差距实际上是无可奈何的。这样的性质注定了，小说只要能客观展现社会关系和矛盾，能够引起世人警醒，便是好的小说。因而作为作家，完全不必思虑过甚，惟恐小说写得尖利些就会引起什么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