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凹先生在陕西作家、甚至在中国作家里，在他这个级别的、这个年龄段的作家里，是出国最少的一个，出了寥寥无几的几次国，而我们前几年经常一年出去五六次，最多的时候一年出去八九次。平凹兄在陕西省作家里面是出省最少的。他来北京的大学都是屈指可数。而我们这几年，可能全国的起码三分之一的大学都到过了。平凹先生出国少、出省少、应酬少，但是一直在闷着头写作，所以他的作品最多，作品的质量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准，而且在不断地否定自己。从七十年代末到现在将近40年的历程，短篇、中篇、长篇、散文，在各个方面、各种文体都有创造性的贡献。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如果把贾平凹漏掉，那是不可想象的。
实际上，作为他的朋友兼他的读者，我出道要晚好几年，当年读他的《满月儿》《商州》那些大散文就感受到受益匪浅。我名字叫莫言，但实际上讲话很多，废话更多，平凹先生不叫莫言，他的讲话真少，但是名言很多。我记住他两段名言，一段是关于男人的装饰的问题。他说男人不要穿新衣服，男人关键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脚，一个是头，把皮鞋擦亮，把头发梳光就可以出门了，这让我们当年这些买不起衣服的人很受益。先买双新皮鞋，然后买一盒发蜡，出门把头发抹光，把皮鞋擦亮，就感觉到上下光彩照人了。
另外平凹也讲过，关于他的普通话的问题，平凹先生曾说，普通人才讲普通话。毛泽东讲普通话吗?林彪讲普通话吗?周恩来讲普通话吗?他们都不讲普通话。所以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证明贾平凹先生是伟大的作家，不讲普通话。他的方言跟他的创作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
贾平凹：我恐怕是核桃命，要“砸”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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