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双重封闭，在这种闭合中可以见到作者的历史观念：历史是已经有了结果的往事，小说要做的不过是演义其中的故事，这种演义与小说中匡三所代表的官方正史系统是有区别的。小说中有个细节，地委组织人编写秦岭革命斗争史，整理者都以亲疏远近张扬自己的先人，初稿送给匡三审阅时，因为提到他的篇幅非常少而被要求重新写。这个采编革命史的过程与唱师的回忆截然不同：匡三在第一个故事中被还原成一个蛮横无赖的流浪儿，而在最后一个故事里则变成了迟钝衰弱的老人。这样的设定具有隐喻的意味，回响的是新历史主义小说那种颠覆崇高、瓦解宏大叙事的声音。
不过，如果轻易用新历史主义小说这样的概念断言《老生》未免过于草率，贾平凹引入《山海经》一个山一个水地写山水的方式，一个时代一个村庄地写人事，自然有参差对照的意思。尽管实际上《山海经》与故事之间融合得并不是很紧密，贾平凹试图微言大义地以经典提点故事，却做得颇为生硬，他试图创造一种有别于新历史主义式写法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4个不同时空的故事构建了近百年的历史，以空间写时间，采用的是《山海经》的空间逻辑。这固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尝试，却限于神话思维，没有返回到用本地的思维逻辑讲故事。只有用地方性思维，这些故事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本地的历史，构成与正史对话的结构，而不是另一种替代性的外在视角。
唱师就是替代性外在视角的行使者，他本身就是一个大历史的旁观者或者顶多是被动的参与者。唱师所体现出来的神秘性和乡民对他的敬畏感，不过是普通民众对于他者文化、另类世界的畏惧和小心谨慎的疏远。贾平凹在这里放弃了写作者的主体性，将自己的视角等同于叙述视角，也就是说曾经在批判现实主义、革命英雄传奇、启蒙历史叙事中的知识分子视角隐遁了，只有民众在星罗棋布、犬牙交错的村庄进行着蜜蜂寓言式的布朗运动。
去价值化的传奇式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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