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中西方在价值观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西方舆论对我们的价值观并不能完全认同。但是世界文化应当“求同存异”而决不能完全同化。因此，面对西方世界对于我们文化、意识的不理解与不认同，我们要始终认清并保持自身优势，不迷茫亦不自傲，这样才能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保持本质、特色与优势。
贾平凹先生曾就“什么样的中国故事值得被翻译?”发表见解，认为翻译家是人类精神力量的传递者，而如何选择有价值的作品进行翻译与传播更是至关重要。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记下孙犁先生的一段话：“中国出版外国文学作品所选的是各国的进步文化成果，并不去找人家的落后或阴暗面也。但国外有些出版商或读者，对中国有这种想法，是很有可能的。从他们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中，是可以看到这一点的。”著名翻译家葛浩文也曾遗憾地表示，他所翻译的作品对让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是没有助益的。当然，我们更不能为了作品能被翻译到外国、被外国读者接受而创作。孙犁先生说：“我们不能提倡媚外文学。在三十年代，鲁迅把那种讨好外国人，以洋人的爱好为创作标准的文学，称作‘西崽像’的文学。”
可以说，通过高水平的翻译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仍在努力。我国的文学组织机构也在积极搭建平台，向外推介中国作家和作品。2013年10月，贾平凹先生参加了法兰克福书展，带去了中文版《废都》、《带灯》等作品。2014年8月，相关部门组织了由16个国家的30位汉学家参加的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贾平凹先生在会上做了专题发言。最终，与会嘉宾形成共识：文学最终还应该拥有力量去呼唤人类积极的美德，而中华文明将以“明灯”般的精神文明形态照亮人性之美。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人类文明更趋完善，更趋近“文明”一词的古义——富文采而光明。 我和贾平凹先生的这次见面，谈到的其实是一个很深奥的文学话题，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谈话激励着我继续学习与进步。从请我进屋到送我出门，贾平凹先生像老熟人般地热络亲切。我认为，我们之间的这种缘分与了解，不仅源自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建树以及对孙犁先生的景仰，更源于他自觉肩负的文化责任与担当。
（来源：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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