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散文《牛棚杂忆》之<快活半年>(2)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当然非常关心自己的地位。我在上面谈到的帽子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地位问题。我的地位长期悬在空中，心里老是嘀嘀咕咕，坐卧不宁。后来我逐渐发现，自己还没有被划归敌我矛盾。有这一点，我就放心了。我仍然是“人民”，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事情。我于是打着人民的招牌，逍遥起来了。要知道，在当时，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间，在人民与所谓“反革命分子”之间，横着一条其宽无比其深无比的鸿沟。如果处在鸿沟这一边，在人民的这一边，许多事情都很好办，即使办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这都算是一时不小心所犯的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被划到对岸去，成为敌人，那就会有无限的麻烦，即使夹起尾巴，处处谨小慎微，决不敢乱说乱动;可是一时不慎，办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比如把“资本主义”说成“社会主义”或者倒转过来，那就必然被上纲到反革命的高度，成为现行反革命，遭到批斗。

　　但是划分敌我，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权力掌握在谁手里呢?我真有点说不清楚。我的脑筋简单，百思不得其解。虽然我暂时处在鸿沟的这一岸;但是却感觉到，自己像是在走钢丝，一不小心，就能跌落下去，跌落到鸿沟的对岸。那就等于跌落到地狱里，永世不得翻身了。

　　我原来是东语系的系主任。这时当然已经不再是了。是免职?是撤职?谁也搞不清楚，反正也用不着搞清楚。“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就是当时的行动方针。至于什么叫“革命”，什么又叫“造反”?也没有人去追问。连堂堂的国家主席，也不用经过任何法律就能够拉出来批斗。我这个小小的系主任，不过等于一粒芝麻、绿豆，当然更不在话下了。但是，我虽然失掉了那一顶不值几文钱的小小的乌纱帽，头上却还没有被戴上其他的帽子，这就可以聊以自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