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被查禁的矛盾小说剧本近代文学(2)

　　删改稿:

　　避难在法租界一个小公寓的李先生，现在是开始感到失业的烦闷了。他离开他的职务，已经四个月了。他手头虽略有一点儿积蓄，但逃难时一家的损失，日常的费用，把这些少的积蓄都花光了。公司所登的启事，虽说将来复业时，尽先录用旧有职员，但是公司要到几时才能复业，复业后他是不是立即便被录用? 现在公寓的房间钱是要付的，一家五张嘴也得吃，而钱袋早已干瘪! 怎能等候得这么久? 现在李先生是为这些问题困恼者: “东洋兵”、“十九路军”、“致身各有其道”那些问题却已不在他的心上了。

　　但是，常言道，“天无绝人之路。”过了几天，公司又登了启事，宣布定于即日在四川路办事处发给退职金，贮款以待。李先生看了这报纸上的启事，心头放了一道光明。他的退职金虽然不能照平常办法领取，而且数目也不多，但是至少可以救一时的眉急。于是，他看完了报，寂寞地笑了一笑，拿起那全家仅存的两毛钱，就走出去了。

　　原稿:

　　从五千多失业的职工方面立刻来了反响。避难在法租界一个小公寓里的李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现在李先生忙了起来。失业的同事们组织起来争退职金，李先生自然也加入。职工同人也登了启事，不承认公司单方面的办法，他们派了代表和公司当局谈判，又招待各界，招待新闻记者，又向社会局请愿。这一切李先生都参加。他也是公司里十多年的老职员，照算起来，他应得的退职金也该有千把块罢。他每天奔走，简直没有工夫再帮忙他夫人抱那两岁的男小孩。

　　争来争去，两个月就过去了。公司再“破格优待”一点儿，———在原定折扣上再加一点，声明这已是公司最后的让步了。到这时候，李先生觉得就想再忙，也无事可忙了，他只能坐在公寓的黑暗狭小潮湿的房里叹气。李夫人抱怨他白忙了一阵，白赔了许多车钱。

　　公司又登了启事，宣布定于某日到某日在四川路办事处发给退职金，贮款以待。

　　于是职工会方面也赶快登一个启事，声明事情还没解决，并且警告职工同人莫到四川路那办事处去领款; 并且还决定派人到那办事处左近守候，见有人想去领时，就实行“拦劝”。

　　李先生自问尚不至于要人家“拦”他，可是要他去“拦”人家，他自量也干不了，他只好坐在他那黑暗狭小潮湿的房里，静候结果。

　　李夫人忙着洗衣烧饭，那三个孩子就在房间里那唯一的床上翻筋斗打架。李先生也没有心绪去照管他们; 到邻房的人家去借了一份《申报》来看那些广告。小书馆新刊什么杂志和书籍的广告占了一大张又半。炮火过去了，出版界又活动起来; ———李先生这么想，略觉得心头舒服些。但是无意中扪着了钱袋，袋是干瘪的，李先生又皱紧了眉头了。他翻转那张《申报》，就又再看那公司登的“贮款以待”的启事。

　　等到三天以后，公司的又一启事登在报上，说明已领款者现计几千几百，少数未领者望从速去领，并延长期限一星期云云。李先生看了这启事，心里就一跳，报纸落在地上。他想来只他一个人死心守约束，那是何苦呢? 公寓的房间钱是要付的，一家五张嘴也得吃，而钱袋早已干瘪! ……李先生寂寞地笑了一笑，拿起那全家仅存的两毛钱，就走出去了。

　　李先生供职的公司因战事而停业，战后复业，启事登在报纸上: 公司对于旧有职工一律解雇，因为国难，退职金也不能按照原定契约付给。这时，原稿中叙述了公司员工反对公司的决定，为维护自身利益选派代表与公司谈判，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局请愿，拒绝领取不合理的退职金等工人与公司和社会当局的矛盾冲突事件。删改稿则删掉了这些事件。这说明审查者所不允许发表的主要内容就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事件。

　　从上述查禁理由的分析，以及对查禁作品删改稿与原稿的对比看来，国民是党对茅盾小说剧本的查禁理由概括而言就是所谓“鼓吹阶级斗争”。那么，国民是党的审查者们为什么要查禁描写了阶级斗争的作品? 这是因为那时的国民是党政府需要维护统治政权及其利益，阶级对立意识和阶级斗争事件都有害于他们的统治地位。他们力图消弭社会斗争意识，消除阶级斗争和阶层冲突事件，特别是要消弭针对国民是党政府的斗争意识和斗争事件。但是，国民是党对茅盾作品以及一切表达社会变革和社会斗争思想的作品的查禁，也难以实现其主观意图。因为文学活动是精神世界的活动，文学作品是精神活动的产物，出之于心灵而存活于心灵。用查禁手段去解决精神世界中的问题，往往难以奏效。1941 年代国民是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潘公展曾在一次图书审查工作会议讲话中谈到书刊审查时说，对“审查图书杂志”的人，“有两个比喻: 一个是战士，一个是法官。怎么说好像一个战士呢? 战士在战斗的阵地上挖战壕，我们在思想的防地上挖战壕。战士打倒肉体的敌人，我们要打倒思想上的敌人。我们审查到反动的言论或歪曲的学说，删去一章或改动数段，就等于没收敌人的枪弹，冲破敌人的电网”。这位主任认为“删去一章或改动数段”“不符合审查标准”的语句“就等于没收敌人的枪弹”，这是远离文学和意识形态特征的简单的想法。国民是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书刊时完全凭借一己之好恶“标准”，说删就删，说扣就扣，说禁就禁，说焚就焚，如《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三十年度十月份工作报告》记载，“本处改组成立以来，检获之审查书刊为数甚多，为免散失而省保管起见，除每种抽存一二分外，余均于本月三日呈请中审会派员监视撕毁后，交由本市溥泉造纸厂运去回炉”。为了应对书刊检查中的抗拒行为，图审会常常联合军警进行检查，如《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三十年度十一月份工作报告》称:

　　“本处检查工作以人力有限，耳目难周，未臻完满，故特商请重庆市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重庆支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本市警察局、宪兵第三团及第十九团饬属协助进行，以期周密”。但是，那些被查禁的书刊最终没有因查禁而消失。茅盾的小说被查禁了近二十年，却不断出版了近二十年。例如《子夜》在 1949 年已经出版至第 22 版，《虹》在 1949 年已近出至第 21 版，《三人行》在 1949 年已经出至 13 版。

　　三

　　那么，为什么茅盾被查禁的这些作品，人们对其兴趣查而不减，其传播禁而不止? 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作品的斗争意识与那一时代斗争思潮的契合。自然，茅盾的这些作品有丰富的内涵，艺术质量很高，对读者具有多方面的艺术魅力，但其斗争意识与那个时代的革命斗争思潮的契合无疑是其在查禁的险境中风行不已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能比较连贯地来通读茅盾这些被查禁的作品，就会形成一个突出印象，即其中人物行动、故事情节、游行、请愿、罢工事件和不满、讥刺话语的内里，贯注了一种斗争意识。这种斗争意识来自于作者的心灵深处，在写作的理性思考与非理性感知交互呈现的环节中表现得更加真切，在那些现实与梦幻交融、具有较突出的感悟性和抒情性的作品或章节中表现得更明显和更容易被领略。《光明到来的时候》就是这类作品的一个典型。小说设置了一种似梦非梦的境界，让人物“你”“我”在亦幻亦真的心理状态中充分地自由地表达看到光明由一点、一线到一片时的欣喜若狂、骚动不安，表现在迎接光明的过程中敢于冲破黑暗和与黑暗搏斗到底的斗争精神。文中写道，光明在冲破黑暗的道路上“不退缩! 往前冲，往前冲!”“一道光! 穿破了这黑暗的一道光!”“这古老的坚牢的坟墓早已应该崩塌，早已有了裂缝，而现在，外边的光明钻进这裂缝来了!”在光明到来的过程中，现实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动: “呵，当真! 那好像是风吧，呼———呼———的!”“而且那轰隆隆的，一定是雷! 呵，风! 雷!”“这是翻天覆地的大风雷雨!”“地在我们脚底下震动! 我想这是火山爆发!”“火也要烧过来了! 哈! 来罢，烧毁了旧世界的一切渣滓!”“你”和“我”在迎接光明时英勇奋斗，“那么我们来吧! 我们打破这牢狱! 打破这黑暗的笼! 这是我的手，我的拳头! 你的呢，你的呢? 哦———在这里了! 我们打呀我们冲呀! 好呀! 蓬蓬! 朋友，再用力! 蓬蓬!”总体而言，茅盾这些被查禁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处于界限分明的不同阵营，相互之间构成了矛盾对立，发生尖锐冲突。小说叙述渲染的就是势不两立的斗争意识。

　　民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发生巨变的时代，贫穷和落后推动新旧社会制度和新旧文化之间的矛盾、拥有巨大差距社会财富量的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官僚阶层与平民之间的矛盾，都达到了异常尖锐的程度。社会先进阶级和进步的社会革命者在发动社会变革过程中对这些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和不可妥协性的论证和强调，形成了一种高浓度的通过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来实现社会变革的文化舆论氛围，不满、反抗、斗争成了一种时代思潮，成了一些精英和民众的共同意识。茅盾被查禁的这些作品中充盈而强烈的斗争意识正是回应、契合并且参与推动了斗争的时代需要。这就是茅盾这些作品在民国时期长期受到读者青睐现象背后的文学与时代思潮、作者与读者精神共融的深层机理。

　　斗争思想与协和思想在社会实践中的运用问题十分复杂，需要仔细分析。但文学的主导精神自然应当是协和精神，应当表现真善美，应当写人的同情、关爱、理解、宽容、对话、协商，甚至应当“考虑用文学想象力获得秩序”，即文学应当“从无序和不和谐出发，然后通过想象的过程达到秩序”，让人们在文学欣赏中获得心灵的安慰、熨帖，进入和谐与宁静的境界。李大钊曾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试翻一下Kropotkin 的‘互助论’( ‘Mutual Aid’) ，必可晓得‘由人类以至禽兽都有他的生存权，依协和与友谊的精神构成社会本身的法则’的道理。……人类的进化，是由个人主义向协合与平等的方面走的一个长路程。人类应该互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 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这是我们深信不疑的道理。”

　　自然，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生活中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假恶丑，冲突与斗争在人类社会演进中如影随形，但是，文学更应当表现人类的“互爱互助”，表现人类如何“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和“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的理念。但是，我们也应当肯定，在民国时期那个充满压迫、剥削和落后、不平等的社会里，社会先进力量为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而发动社会斗争，茅盾等作家用他们的作品表现这种斗争思想，贯注这种斗争意识，也自有其合理性和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