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集序》王羲之的人生轨迹(5)

以行书为代表的中和文化精神

　　在王羲之的全方位书法艺术成就里，最有特色的是他的行书。在中国书法的诸体中，行书一直不是独立的书体，但在中国书法的历史上，却是行书产生了最具经典意义的作品，以王羲之的《兰亭序》带头，以后又有颜真卿的《祭侄稿》和苏东坡的《寒食诗》，是为“三大行书”。但其它书体却没有出现这样的比类，这是值得探究的一个文化心理现象。关于行书的定义，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的论述：“盖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详。”言简意赅：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模糊书体。张怀瓘在《书议》中对这种“模糊性”早做过阐释：“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王羲之正是在“稿行之间”的自由书写里发明了这种端严而可以归楷，“极纵”则可以入草的书体。王羲之的创造性和他的人生哲学，使得中国文化精神状态和书法艺术的技法状态达到统一。这种统一在中国文化精神里的意义，张怀瓘又在《书断》中说：“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敢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法，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在所有的精神因素里，“动必中庸”是其核心。

　　王羲之既无法完全回避政治漩涡，又企望宁和闲逸的精神生活，在这样的人生经历和思考里，才会产生《兰亭序》的精神。在赋闲的日子里，他并非无所事事，而是把书法作为自己的日课，也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他信奉拯饥济弱的“五斗米道”，而儒家思想里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他的生活里也得到体现。因为两晋时期政治的极端颠簸无常，士大夫的“兼济”思想多受到抑制，王羲之比较同时代的谢安等人，自谓“无经济志”，“独善”思想在他的生活里成分居多。也正是这样的精神基础，使得王羲之在书法艺术里“狂”“狷”之态毕显，而终以中正平和为归。文化建树和政治事功的不同，正在其浸润性和长久性。中国社会的长期线性维系，人心世道里的文化浸润发生着最恒久的作用。如果以书法艺术的技巧难度和美感刺激程度而论，草书应该是第一，在王羲之之前，张芝的草书已经达到这样的高难度和强刺激;王羲之对张芝心摹手追，但他最后的艺术面貌却是以《兰亭序》、《丧乱帖》等草书和行草为代表。张怀瓘在《六体书论》中说：“行书者，逸少则动合规仪，调谐金石，天资神纵，无以寄辞。”他接着就比较说：“子敬不能纯一，或行草杂糅，便者则为神会之间，其锋不可挡也，宏逸遒健，过于家尊。”这样的比较，就是说：王羲之的最高成就是行书，而王献之的草书超过了乃父。比较王羲之和张芝，张怀瓘还认为;“逸少虽损益合宜，其于风骨精熟，去之尚远。若乃无所不通，独质天巧，耀今抗古，百代流行，则逸少为最。”王羲之在书法艺术里是“无所不通”的“全能冠军”，这略近于宋代的文化巨擘苏东坡;张芝的一帜读标，则略近于以“歌行”睥睨古今的李太白。即从个人性情的既刚直又平和而论，王羲之和苏东坡也都可以归于“中和”、“中庸”。在以前若干时期，“中庸”被错误理解为无原则，其实，“中庸”正是对规范信念的坚持。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欲”是超越性质，“矩”是敛束性质，人类物质和精神的发展，超越和敛束的关系，也是永恒主题。王羲之的书法风范和中国哲学精神的契合，正是其成为中国书法主流的内在原因。且看道学家怎样评价“二王”书法：“学书家视《兰亭》，犹学道者之于《语》、《孟》。羲、献余书非不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具众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动容周旋中礼者，非勉强求工者所及也。”这是明代“第一读书种子”方孝孺在其《逊志斋集》里谈“二王”书法之论。道学在宋代以后成为中国儒学主流，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起到了禁锢思想发展的作用，曾经被革命文化深恶痛绝，但是，经过时代的颠簸，可以发现：它的“心”“性”“义”“理”之说，对解释人类精神发展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内涵，有其严密的思辨系统。艺术作用于人心的审美因素大于思想，在中国精神文化的框架里观察书法艺术，可以理解其构成的内在原因，而艺术毕竟是艺术，它又是以其独立的审美存在而存在。王羲之一生命运，多在“悲天悯人”之中，最接近于对艺术细微的体察。《兰亭序》文字的基本精神就是慨叹人生有限，时光易逝，功名事业，“俯仰之间，以为陈迹”;“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每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尽管王羲之早就崇拜老庄之道，以“服食”“虚静”为养生之术，但是“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他愈是对生命之宝贵无限留恋，对生命之脆弱亦愈为敏感。王羲之的宦途，也可谓尽心尽力，但精神深处的隐逸思想无时不刻不在他的书法作品里表现出来。他的大量书作，若《远宦帖》、《频有哀祸帖》、《寒切帖》、《日月如驰帖》、《散势帖》、《不快帖》、《伏想清和帖》等，仅仅从题目就可以看出精神状态。人生荣辱是最不能长久的倏忽，而心志的沉潜却会留下永恒的印迹。王羲之的心志就沉潜在他对书法“上穷碧落下黄泉”一般的探索里。

　　“二王”的书法艺术在当时就受到普遍推重，和他们同时代而稍晚的桓玄，是最先将“二王”书法辑为卷轶者，桓玄死后，二王书法亦多亡佚，但毕竟不会全部湮灭，唐太宗时代，摹写王羲之书法以赐大臣，所本亦是真迹。即使是在不完全的观摩里，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艺术也得到了最高尚的评价。

　　对王羲之书法推重最显著者为唐太宗李世民，这是一个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贞观之治”的政治家，又是一个对书法艺术有着深入实践和深刻理解的书法家，在他的高视阔步里，对王羲之却叹服无保留。李世民亲自撰写的《王羲之传论》这样讲：“此数子(锺繇、献之、子云)者，皆誉过其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扉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若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李世民之论王羲之，是在对历史上诸多第一流书法家的全面比较中做出的结论，将王羲之的全部书法艺术成就和这些一流大家比较，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全能冠军”。王羲之的篆书，现在再看不见遗迹，而他的楷书、行书、草书，都以精彩表现卓立于千古书坛。仅以王羲之的草书而论，他的《小园帖》、《桓公帖》、《行穰帖》等，也都在大草风范里表现出既奔放又蕴籍的风格。对王羲之书法曾经心摹手追的欧阳询更对李世民之说发挥道：“至于尽妙穷神，作范垂代，腾芳飞誉，冠绝古今，唯右军王羲之一人而己”(欧阳询《用笔论》)。对世事近于悲悯，而在书法艺术里展现“龙跳天门、虎卧凤阁”一般的壮阔恢弘，精神的永恒超越了事功的短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