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往下写吧!”
老舍，也就是舒庆春、舒柯林，虽做过小学校长、劝学员，但毫不宽裕。他从北京到上海的路费和二等舱船票，都由伦敦传教会预付。
“有点像咱们八九十年代的出国热，所有人能走就尽量走，到外面去看看。”方旭揣度。
初到伦敦，老舍与校方和房东都相处得和平，但许地山很快离开，使他的乡愁愈发浓烈。住了一冬，到1925年开春，老舍搬去城市西部的圣詹姆斯广场，那儿离著名的诺丁山和海德公园不远。
1925年，易文思教授英年早逝;“德万哈”号客轮退役，废铁卖了2万英镑出头;满是殖民地丰饶物产的英帝国展览，继续于温布利公园举行;伦敦市区车水马龙，银行、企业总部等高楼大厦集中出现，报业、邮局等公共机构增长迅速。大战后世道总体和平，但殖民体系逐渐力不从心，经济持续疲软，失业率走高。
老舍与英国人克莱门特埃支顿同租一楼，后者正在东方学院学中文。他和埃支顿互相辅导语言，还帮对方翻译了《金瓶梅》。埃支顿是牧师的儿子，“一战”时做到中校，年近四十，以做业余教员为生，聪明、豪爽、多情。这个译本，因把露骨的性描写译为拉丁文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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