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民族观的形成及表现(2)

　　三、李白民族观形成的因素

　　李白与同年代的文人志士在对待民族战争问题上态度的显著不同是有原因的，这与他所受的家庭的特殊文化背景、受到的教育以及整个唐王朝的大环境有着或主观或客观的必然联系。

　　(一)李白的出生地及成长地对他的民族观的影响

　　李白出生的碎叶城，自隋唐以来主要聚集着突厥、鲜卑、铁勒和教育、粟特人。它与龟兹、疏勒、于阗并称为唐代“安西四镇”。碎叶城地处丝绸之路两条干线的交汇处，中西商人汇集于此，是东西使者的必经之路，这也并然使得此地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地区。近年来，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不断深入，李白热也在彼此间悄然兴起。国学大师陈寅恪认为李白之父为胡人，母亲据记载是突厥人，甚至断言他根本就是西域胡人。

　　蜀地西鄙绵州昌隆青莲乡，是李白青少年时期的成长地。该地也是少数民族羌戎和南蛮族(巴氐)丛居之地，亦是道教的发源地。因此李白深受突厥羌戎和南蛮文化的影响，自小就沉浸在道教微妙玄通的气氛中，其后他浑然天成的仙风道骨也不足为怪。青莲乡有着悠久的历史，被誉为“李白故里、华夏诗城、九寨门户、蜀道咽喉。”在这充满着少数民族文化的环境熏陶下，李白的青少年必然耳濡目染，其内心潜移默化地对广大少数民族怀有一视同仁的态度，并在其诗作中充满了辨证的思维与客观的评价。

　　(二)纵横家赵蕤对他的影响

　　唐代，民间流传着“赵蕤术数，李白文章”的俗语，且两人并称“蜀中二杰”.赵蕤一贯主张“天下为公”、“民贵君轻”;反对“天下为家”、“一人独占”。代表作《长短经》书成后，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杂家和阴阳家思想之大成，是黑白杂揉之书，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记述国家兴亡，权变谋略、举荐贤能、人间善恶四大内容，又以权谋政治和知人善任两个重点为核心;此书宣扬天人合一，警世惩恶，是难得的谋略全书。李白对其中所讲治国谋略非常感兴趣，决定拜赵蕤为师。赵蕤将自己的文韬武略，悉数传给李白，对李白的思想观念、生活道路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玄宗数次征赵蕤为官司，都被婉言拒绝，他情愿过隐居生活。李白与赵蕤结成了深厚的师友情谊，在李白辞亲远游，卧病淮南时，写了《准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诗中表达了对赵蕤深切的思念之情。在赵蕤晚年时，李白还给他写过一首《送赵云卿》，鼓励他在国难当头之时施展其治国安民之术。

　　(三)唐代的民族政策对李白的影响

　　唐朝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开放的民族政策、强盛的国力和先进的文化，唐朝吸引着各族人民与之交往，与唐朝加强了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原的技术与文化传播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了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和进步，也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其中，吐蕃与唐朝的关系更是与唐“和同为一家”。

　　首先，开国皇帝李渊本人有部分鲜卑血统并对突厥的敬畏之情。唐前期三代君主皆是鲜卑女子所生，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北方少数民族的血，这无疑影响了唐代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唐太宗的后继者们如，武则天、唐玄宗等，则进一步促进了大一统政治下的民族交流与融合。其次， 唐代羁縻州的建立， 使唐中央和边地各少数民族结为一个整体， 为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频繁往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

　　综合以上这些原因就不难理解李白在对待民族问题时所表现出的辨证、客观与豁达的态度， 与当时其他的文坛巨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