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诗歌奇诡风格(2)

二、李贺心境产生的原因

　　中唐诗坛产生出李贺这种具有鲜明风格的诗歌，一方面是唐诗发展的必然趋势决定的。唐诗到李杜，题材的广泛、手法的变化、体裁的运用都达到了极高的境地。他们是丰碑，更是不易跨越的高峰。中唐诗人的境况即是如此：前辈诗人的辉煌成就可以给他们以借鉴，诗坛的喧嚣过后他们能够在师承之中冷静地有所扬弃，有所创新——形势逼着他们要有更细微的观察体会，更深刻的挖掘，更广泛的开拓。

　　但是，李贺奇诡凄冷诗歌风格的形成更主要的是李贺在多方面因素影响下，创作主体的忧愁苦闷的心境对其产生的作用。这是李贺诗歌风格缘起的最具决定意义的一面，也是理解李贺诗歌的一把钥匙。

　　李贺一生，备受压抑之苦，使得他的心灵有时变得畸形而异于常态，内心忧愁苦闷，而形成他忧愁苦闷心境的原因首先应是当时社会的中衰气象：兴盛一时的大唐帝国，经历安史之乱后，已显露出衰败的迹象。当时藩镇割据严重，朝廷内朋党斗争激烈。元和时代短暂的中兴也并未使帝国再现辉煌，只是回光返照，转眼又呈萧瑟衰朽之象。这个时代的诗人们，一方面经历了前辈诗人没有经历过的政局动荡和贫困生活，思考的深刻，体味的沉痛也非前人可比。但另一方面，他们已少有前辈诗人的宽广胸怀和阔大气象。中唐诗坛上作品题材多琐屑细小，微观的挖掘是更加深邃了，相比之下，宏观把握上即显得不足。中唐诗人的眼光常局限于自身的困顿遭遇，他们既不象具有蓬勃青春气息的盛唐诗人那样志向远大，也不象晚唐诗人那样近于一无所有后的悲哀。中唐诗人处在他-者之间，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是那种欲说还休，失望和希望混杂的尴尬和无奈，这一点在李贺诗歌中则是常常贯注的凄恻、幽冷而又奇崛之气。他的诗歌中没有衰败到极点的深深叹息，而是在绝望中仍有丝丝的希望和寄托的激荡不平：这种忧愁、凄怆的气象正和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吻合，也充分体现了时代背景对李贺内心的愁苦心境的影响，乃至对其诗歌风格的影响。

　　其次是仕途受阻怀才不遇的功名苦痛对其心境的影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向来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最高境界。而在唐代，这种人生最高境界的实现，往往要依靠在科举考试上。李贺是唐宗室后裔，但家世衰落，他少时聪慧而有诗名，志向远大，自恃甚高。在诗中一再以“皇孙”、“宗孙”、“唐诸王孙”称呼自己，希望通过科考置身通显。《旧唐书》谓李贺“七岁能辞章。”唐人赵磷《因话录》云：“张司业籍善歌行，李贺能为新乐府，当时言歌篇者，宗此二人。”而且《旧唐书》甚至把李贺与先辈诗人李益相提并论：“贞元末，名(李益)于宗人贺(李贺)相桴，每一篇成，乐工争相贿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

　　然而，在李贺准备考试时却因为父名而不能参加进士考试。仕途功名的无望，对自恃甚高的李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心中充满找不到出路的哀伤和雄才难展的激愤：“束发方读书，谋身苦不早。……狭行无廓落，壮士徒轻躁”《春归昌谷》清人姚文燮注此诗云：“高才为时所嫉，如好鸟之处缯檄，嘉鱼之再笼罩，安能振羽鼓鳞，任我飞跃?举步穷途，轻躁又安庸乎!”可谓一语中的。实际上，李贺在很长时间内仍是对抱负的实现有信心的。因此，如果要探求李贺在仕途受阻，功名不就的情况下的真实心境，我们还要聆听诗人冷静思考时的心声。“落莫谁家子?来感长安秋。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瘦马秣败草，雨沫飘寒沟。南宫古帘暗，湿景传签筹。家山远千里，云脚天东头。忧眠枕剑匣，客帐梦封侯。”这首《崇义里滞雨》较好的表现了李贺对自己仕进遭遇的思考，“忧眠”之忧，“梦封侯”之梦.道出诗人心中对未来的不安及对功名难以实现的感慨。而诗中的“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则是诗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开篇之“落莫”二字，不仅在精神上表现了诗人心中的苦寂，还透露出此诗是李贺的心声倾诉，是诗人愁苦心境的写照。随着时光流逝，希望进一步幻灭，李贺心中的苦寂日益沉重，“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赠陈商》)我们知道，在现实社会，一个人的名字如果能为同时代的人所了解，一个人如果功成名就，他的生命的价值就得到体现。但功名的是否成就，常常是难以如人愿的。于是，这种对功名的向往与这种向往难以实现的矛盾，便一直紧扣诗人的心弦，使得“建功立业”和“怀才不遇”的咏叹，在文学创作中长盛不衰。李贺这一点要比别人不幸的多，他连追求功名的资格都没有了。“秋风吹地百草干，华荣碧影生晚寒。我当二十不如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仕途希望的幻灭，带来的是内心的忧愁苦闷。

　　可见，年少才高的李贺，对功名的追求是有很大信心的，但客观的原因却使他满腔抱负化为泡影，这种来自仕途的打击对他身心构成了极大的伤害，使他心神交瘁，末老先衰。这就使他诗歌充满凄冷的悲情色彩。再次是生存的苦痛对李贺心境的影响。与仕途无缘后，诗人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李贺一向自诩为“王孙”，其实家道早已日趋衰落，成为孤寒之士而且，李贺自小体弱多病，充满李贺诗集的，多有诗人感于疾病缠身的苦吟。“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秋姿白发生，木叶啼风雨。灯青兰膏歇，落照飞蛾舞。古壁生凝尘，羁魂梦中语。”《伤心行》这首诗篇把物质的贫乏与身体得病痛连在一起，有力的表现出李贺内心的极大悲伤。“冻馆闻弦惊病容，药囊暂别龙须席。”(《听颖师弹琴歌>)身居京都繁华地，李贺非但未能春风得意，且怀才不遇，使诗人积愁成疾，以病客自居。“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咏怀二酋其二》，诗人一次又一次的为自己未老先衰的个体生命而伤心不已，并体味到深幽的生命悲剧意识。困顿的生活和恶劣的身体条件使他十分容易感受生命的脆弱。诗人在表现这种愁苦心态时，又常常是在裱艳富丽之中进发出悲帐凄厉之声，酣歌醉舞，兴高采烈之时撒下黯然神伤之泪。如(-月》：“二月饮酒采桑津，宜男草生兰笑人，蒲如交剑风如薰。劳劳胡燕怨酣春，薇帐逗烟生绿尘。金翘峨髻愁暮云，沓飒起舞真珠裙。津头送别唱流水，酒客背寒南山死。”此诗前八旬描绘风和El丽、花鸟芳妍的仲春风光以及美人的酣歌畅舞，气氛浓艳热烈。但诗末一句陡转“酒客背寒南山死”，南山都要死去，何况人呢?裱丽之中深蕴凄冷的情调，构成幽冷的诗境。

　　前途无望，体弱多病，使李贺陷入了无限的孤寂和痛苦中，而来自死亡的威胁，更令李贺胆战心惊，这种诗人内心痛苦的心境使其诗歌多显幽冥凄冷的鬼气。因此，李贺写到了幽冥世界。他“鬼诗”仅十来首，只占其全部作品的二十分之一左右，但“鬼”却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严羽《沧浪诗话》说：“人言‘太白诗仙，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而。”然而，李贺并不是脱离人而单纯的写鬼，如《苏小小墓》：“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骊。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这首诗以景起兴，通过景物幻出人物形象，把写景、拟人融合为一体。写幽兰，写露珠，写烟花，写芳草，写青松，写春风，写流水，笔笔是写景，却又笔笔在写人。写景即是写人。把景与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既描写了景物，创造出鬼魂活动的环境气氛，同时也就塑造出了人物形象，使读者睹景见人。诗中美好的景物，不仅烘托出苏小小鬼魂形象的婉媚多姿，同时也反衬出她心境的落寞凄凉，她是那样的一往情深，即使身死为鬼，也不忘与所思缚结同心。她又是那样的牢落不偶，死生异路，竟然不能了却心愿。她怀着缠绵不尽的哀怨在冥路游荡。在苏小小这个形象身上，我们可以隐约看到诗人自己的影子。诗人也有他的追求和理想，就是为挽救多灾多难的李唐王朝做一番事业。然而。他生不逢时，奇才不被赏识，他也是“无物结同心”!诗人使自己空寂幽冷的心境，通过苏4-,4,的形象得到了充分流露。在绮丽裱艳的背后，有着哀激孤愤之思，“鬼魂，只是一种形式，他所反映的，是人世的内容，它所表现的是人的思想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