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诗歌的美学特征及成因(2)

　　李贺生在中唐,少年时即蒙韩愈、皇甫?赏识奖掖,他一生中也曾数次外出求学或赴试。身处时代的文学风气之中,不可能不受到这种创新精神的影响,余冠英、王水照先生在《论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中说:“从语言风格上说,韩愈、孟郊尚险怪。他们虽称善于学古,……在语言的刻苦推敲,追求新异,是当时的风气。……李贺诗的奇诡瑰丽,新辞异采,妙思怪想,固然也受韩孟诗风的影响。”

　　作为中唐多样诗风中奇异一束,李贺诗歌属于那个文学风格群体中的一部分,这个文学群体风格各异,体裁多样,但共同特征却都归结到了散文化、变体的形式和叙写铺张上来。我们这里的散文化包括诗句形式中的忽略对偶和篇章中的议论作风。变体指的是诗歌的结构、语言的反程式化等,而叙写铺张则是中唐诗坛上很常见的现象。韩愈的《南山诗》、元稹的《连昌宫词》,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都有这个特点。中唐诗坛上韩孟诗风的出现,是对喧嚣一时的“元和体”诗歌的排斥和反动,在长庆、元和年间,元白以其古体诗、乐府诗的明白浅切一新时人耳目,他们自己的诗歌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后来仿效者却多卑下浮滑,没有气骨,渐趋末流了。其后韩孟崛起诗坛,以“务去陈言”“不平则鸣”为美学原则,务以新奇险怪矫其末俗。李贺诗歌,也正是在反“元和体”的风气中产生出来,他受到韩孟美学风气的影响,同时又在新变的过程中作为一个鲜明主体的“我”而树立了独特的诗歌风格和美学倾向。

　　我们还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的原因即时代客体的中衰气象和创作主体的自身原因,这一方面也正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