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与李商隐那些事(3)

　　何当巧吹君怀度

　　襟灰为土填清露

　　这种冷艳诡异的句子，正是一种心中有苦诉，心中口难诉的痛苦，是精神和现实挤压、扭曲的结果。而后来效仿李商隐而成的“西昆体”明显学不出这样的味道的。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可以看出，李商隐的诗歌创作中是有一些和李贺相似之处的。那么究竟这些相似之处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李商隐的刻意模仿吗?还是另有什么原因?

　　二 、李贺与李商隐身世、经历对比

　　他的创作风格明显地受到了李贺的一些影响，这不仅是一个学习与被学习的关系，与二人生活际遇的相同有很大关系。

　　我们先对比一下二人的简史。

　　一.相同的身世

　　李贺，字长吉，河南福昌(今宜阳)昌谷人。生于唐德宗(李适)贞元(791)，死于宪宗(李纯)元和二年(817)。一共只活了二十七岁。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富有才华而不幸短命的诗人。

　　李贺是皇族宗室，虽已没落，家境清寒，却不等同与社会底层的贫苦细民。他借贷而来的住宅有庭院，有果树， “横庭鼠径空土涩，出篱大枣垂珠残。”(《仁和里杂叙皇甫浞》)有奴仆伺候， 昌谷读书，巴童陪伴，马背寻诗，奚奴跟随，回家还得侍婢为其探囊取诗。经常饮酒，而且每饮必醉： “醺醺今夕酒，缃帙去时书。” (《示弟》)

　　而李商隐也曾不无自豪地宣称“我系本王孙”(《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李商隐(约813—858)，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河南省沁阳)，从祖父起迁居郑州荥阳(河南省荥阳)。他主要生活在晚唐文、武、宣三朝这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没落时期。实际上他“宗绪衰微，簪缨殆歇”(《祭处士房叔父文》)，“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妹文》)，家境寒微，自少年时代起，就要“拥书贩春”，养家餬口。他曾悲叹道：“生人穷困，闻见所无。”(同上)可以说日子过得比李贺要苦。时代没有给他腾达飞黄的机遇，没有赏赐他高官厚禄。他“厄塞当涂”，屈沉使府，“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李商隐为了摆脱可怕的穷困，重振家门，实现抱负，痛苦地奋斗了一生!

　　由此可见，李贺和李商隐的身世、经历，有很多相同之处。其实中国古代文人大多多处在这种上难登天、下难伏首的尴尬境地，而两个人有都以自己的皇族血统自傲，都那么才华横溢，又都那么天真梗直，也就难免都那么多历挫折了。而作为贯注了满腔热情在诗歌里的诗人，他们的遭遇使他们诗歌创作有了许多相似之处。

　　七.痛苦无奈的灵魂吟唱痛苦扭曲的诗歌

　　陈允吉《说李贺?秦王吟酒?中的“狞”——兼谈李贺的美感趣味和心理特征》(载《复旦学报》1984年第3期)巧妙地由考辨“狞”字切入，分析了“元和之风尚怪”的时代审美特征， “鉴于他们这种变异了的心理状态，这些诗人一般都不很乐意单纯去写人们日常生活中被认为是赏心悦目的东西，也经常有意识地去破坏作品艺术形象在感觉上的自然与和谐。他们最大的兴趣是在搜罗一些平常人看起来是属于丑恶和可怕的东西，然后用很强的力量把它们纳入诗的世界”。“他们就是受这种反常的美感趣味所支配，极力在诗中塑造一些容易引起精神颤栗和震动的形象，使自己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得到某种心理的满足。”有意“把‘娇’和‘狞’两个意义刚好相反的字，放在一道来形容女子的歌唱”。

　　李军《论李贺诗歌蒙太奇式意象组合的结构方式》(载《盐城工学院学报》(社)2002年第2期)，把李贺诗歌的结构方式归结为蒙太奇式的意象组合方式，并将其和诗人在诗歌创作上先有诗句，后再组织成篇的独特创作方法联系起来进行论述，说明其结构具有鲜明的意识流特征，其主要形式则表现为蒙太奇式的意象组合方式和蒙太奇式的意象叠加手法。前者又主要表现为连锁式的意象组合、并列式的意象组合、对比式的意象组合、聚合式的意象组合等……

　　以上这些怎么能只适用于李贺呢，李商隐的《无题》诸诗不是也颇得其中三味吗：“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可以成为“蒙太奇式意象组合”的最佳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