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既不改其志，如司马迁所说：“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最后只能感慨：“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决定用生命来殉自己的“美政”理想，自投汩罗，投出一个屹立千百年而不倒的伟大形象。
然而屈原的忠君爱国未免有愚忠之嫌。屈原所不愿改其志者，在我认为它是有宗族观念的，他之所以不愿意效力于其他君主，主要是因为他那样没有归属感，到头来只是治别家之产业而荒祖宗之伟室。在他内心，楚国就是他的家，他接受不了异国之主，他只希望能够得到国人的理解与信任，认为楚国人才是他的亲人，有他自己的诗句为证：“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他都是站在楚国的角度来考虑他自己，从生命深层把自己认为是楚国的一分子，希望能够得到国人的认同。“又何怀乎故都”这似乎是说屈原满腹牢骚，想改变主意，不再留恋楚国，其实这是屈原的愤激之辞，作反语解可也，想表达的意思是“我这样地忠爱国家，竟无人相信，却还受到放逐，好，你们不信，我就死给你们看！”这样说来屈原并非不怀念故都，不想再为国效力，而是想用死来明其志、保其节、发其怨，其骨子里那股对楚国的热爱之情跃跃然冲腾！
说屈原愚忠，亦有道理。虽然屈原满脑子美政理想，但他太过于仰视与信任自己的君主了。屈原为楚怀王拟定宪令，以其“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之才和“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之能，本该做到雷厉风行，但他不清楚他所奉事的王是什么样的王；他所共事的臣是什么样的臣，欲以目空一切之态度（或说太过天真更贴切一些），打造弊绝风清之社会，恐为浊流所不容必矣！举目黄河，不见其清；何似二水，泾渭分明！所以说清欲容浊清亦浊，只有激浊而扬清其可为大计矣，屈原悲剧的定性因素至此可窥一斑了。再者说来，屈原所谓的爱国很大程度上仅局限于忠君，他只是想为楚怀王尽自己的一份力，如果他能得到楚怀王的承认，斯莫大焉，举国上下反对喧嚣一片又何妨！怀王是他的靠山，怀王若“爱”屈原，可谓尽善尽美矣！所以屈原的爱国终隔一层，他先要通过楚怀王的认定，才能去考虑苍生百姓，而事实证明，那个时代再多的励精图治都只是为了兴荣王贵一家，确有安抚百姓之举其目的也只是稳固江山罢了！但屈原囿于一君之爱毕竟是时代因素造成的，反过来也是时代环境的需要，别说今人论之无可厚非，就是放在当时环境里还称得上是一种社会类型的大进步呢！当时的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国的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因此圣明之主加贤能之臣是一国一朝兴旺发达的必要条件，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亦可谓中国爱国主义传统的开山之举矣！ 时至今日，我们对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依然众议纷纭，褒贬不一，然而主流是分明的，就是从内涵上基本肯定，去其糟粕，把它吸取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之一，这是民族的需要，更是历史的需要。在当代中国我们赋予了爱国主义以新的内涵，新时期的爱国主义，既继承了屈原以来历史上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又吸纳了鲜活的时代精神，内涵更为丰富了，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和拥护祖国统一，其内部运作具有着一致性。
《离骚》之精神可谓丰矣；屈原之有《离骚》可谓伟矣；中国之有屈原可谓大矣！屈原于上下求索之中为后世竖起一面爱国主义的大纛，我们应该手持这面大纛，一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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