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札记(2)

　　《离骚》札记篇二：

　　大部分人的观念中，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我留意到，书中的注释回避了这个问题，而仅仅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这个“第一位诗人”很好理解，他的出现将《诗经》国风那种黄河流域的“合唱曲”演变成一个人生命的“独唱曲”。然而，“爱国”这个称号放在他身上并不合适。他爱的是楚国还是中国?这种爱是偏爱还是博爱?其中包含的政治意义又该怎样理解?

　　个人认为现在已经不能将屈原说成爱国诗人了。首先，他的爱很明确，不是天下，明明白白就是楚国，很难泛化得了。其次，爱国是一个政治概念，对文化人的评价不能只用政治标准。就像如果在杜甫头上套上一顶“民本主义”的帽子，想必老杜也是不能接受的。屈原的爱国跟当时的战国政治联系在一起，而“六王毕，四海一”的历史必然却不是屈原能够预料得到的。他感叹的不只是楚国被秦国吞并，更多的是一种高贵文化被虎豹豺狼的文化吞并的无奈。最重要的是，对屈原的祭祀已经演变成为一种中华民族的仪式，从他死后秦地子民的纪念，到如今海外华侨过端午节，可以证明文化大于国界。如果硬要用“爱国”的概念来框定二千多年前的楚国贵族的后裔，无疑是可叹的。

　　《离骚》札记篇三：

　　屈原生活在一个巫风极盛的时代。庚寅年庚寅月庚寅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在那天降生的男人被尊称为巫神。传说屈原降生时家有彩虹贯顶，这不凡的出身也就形成了他在《离骚》中引以为傲的资本。他突然觉得自己有某种天命，血统高贵，地位高贵，教养高贵，他与楚王同宗，是注定要入世忠君的。这种高贵的姿态，成为他人生的姿态，也同样是他进入政治生活的姿态。

　　不过，这样的姿态也是一种麻烦。他那些高远的理想，包括与生俱来的自豪感，是与政治生活的现实格格不入的。他会因为坚持理想而不趋炎附势，理想化的洁癖使他在心态上缺少弹性。因此，当我们看到屈原在作品中不断强调自己的高贵，洁净时，我们就知道，等待这位男子的一定是悲剧，这不是自大者的悲剧，而是理想者的悲剧。

　　他有一颗忠君的赤诚之心，却没有跻身政治的策略;他有优雅不凡、高尚纯洁的理想，却敌不过现实的污秽肮脏、卑鄙低劣;他潜在的朋友很容易因为他自命不凡的高贵而转向趋炎附势的他人。他伶牙俐齿巧言善辩，但在“合纵连横”的外交中输给了张仪，输给了他不齿的奸臣。屈原是可悲的，张仪也好，苏秦也好，韩非子也罢，作为政治家，他们虽然失去了祖国，但赢得天下，好歹也是一种安慰。而屈原，他的傲气早磨完了楚王的耐心，加之小人作祟，他失去了天下，也失去了祖国。忠臣遇上了昏君，贤才遇上了小人，他被放逐是一种无奈的宿命。

　　难过归难过，他却因此走向了伟大，两次流放，从某种意义上让屈原远离了首都的各种政治灾难，有了大山长川层层叠叠的阻隔，日日夜夜不再有那么多切肤之痛了。痛苦与山水相融，升华为一种整体忧伤，使政治郁闷蒸腾为文化诗情，也成为中原文化舞台上一抹别样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