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全文及鉴赏(4)

鉴赏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他自叙生平的一首长篇抒情诗，共三百七十多句，近二千五百多字。关于篇名的涵义，历来众说纷纭，解释不下十种。其中最为通行的说法有两种：一为遭遇忧患。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引淮南王刘安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又东汉班固《离骚赞序》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一为离别的忧愁。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章句》说：“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讽谏君也。”本文采取前说，关于本篇的写作年代，历来也颇有争论。但一般认为是屈原在楚怀王时代被流放到汉北时所作。其时他约四十岁。

　　《离骚》写于屈原政治斗争失败之后，是一篇具有强烈政治倾向性的诗歌。它通过反映屈原和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屈原在严峻的环境中和自己脆弱一面的斗争，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高尚廉洁、坚贞不屈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屈原所生活的怀王、襄王时代，是楚国历史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时期。楚国自春秋中叶以来，一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强国，以庄王为代表的楚国统治者曾经屡次表示过统一中国的愿望，不断兴师北伐，问鼎中原。但进入战国时代以后，中原地区的很多国家由于进行地主阶级的政治改革日益强盛起来，而楚国则仍然处于贵族集团的腐朽统治之下，国势日见衰落。到屈原生活的时代，随着西部强国秦国加快统一中国的步伐，楚国已经沦落到被动挨打的境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受到严重威胁。而以楚怀王为首的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却仍然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只知一味贪图个人的享受，置国家存亡、民族安危于不顾。屈原形象正是作为这些人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屈原虽然出身于楚国的贵族世家，但因为家族地位的中落，他本人已从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坠入到“贱贫”的境地。他之所以能引起楚王的注意并登上楚国政治舞台，完全凭着他杰出的文化素养和政治才干，即《史记屈原列传》所说的“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这种出身使屈原与楚国贵族集团相比表现出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对理想人格的努力追求。屈原身为高阳苗裔、天潢贵胄，有着高贵的血统；同时他又诞生于寅年寅月寅日这一神奇的日子。在仍然保存着浓重的宗法与宗教传统的楚国社会，这两者往往被看作一个人取得崇高政治地位的先天条件。但屈原却并不以此作为政治资本，他认为只有人格的高下才能决定人的贵贱。而完美人格的形成关键在于后天的修养。从诗中“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毗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等句子，可以看出他自修的广泛与勤勉。二是对楚国政治的强烈不满。屈原是楚国政治集团中唯一对楚国现状有着清醒认识的人，如他在《渔父》中就自称“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他认为如果楚怀王不及时改革楚国的黑暗政治，则楚国将面临“皇舆之败绩”的可怕命运。因此，他不顾个人安危祸福，敦促怀王进行政治改革，推行“美政”理想。

　　屈原与楚国贵族集团的矛盾和斗争在诗中即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表现的。屈原的“美政”理想，从诗中来看，主要包括有德在位、举贤授能、勤俭治国、修明法度、统一全国等，这基本上是当时政治改革家的共同主张。这种主张的推行，对贵族集团的利益无疑是一个巨大冲击。因此，当政治改革进一步深入之时，楚国贵族阶级的代表人物怀王信谗大怒，疏远了屈原。这就是《史记屈原列传》所说的：“王怒而疏屈平。”

　　屈原对楚国贵族统治的批判是十分强烈的。他明确地指责楚怀王在政治上的患得患失、反复无常： “伤灵修之数化”。对照《史记》与《新序》的有关内容来看，怀王“数化”对应着这样的历史事实：怀王十一年为纵约长、曾率五国之兵攻秦；十六年贪图秦地而绝齐，后来悔悟被张仪所欺骗，在十七年又两次攻秦；在不断失利后，十八年又在张仪的愚弄下，叛纵亲而和秦；此后，二十年又联齐，二十五年又与秦结黄棘之盟，完全投靠秦国。屈原还用历史上昏君和暴君的例子间接批判楚国的现实政治，讽刺楚王的荒淫自纵。与此同时，屈原还进一步把楚国贵族集团的腐败统治与他们享乐贪婪的本性联系起来。“唯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历急”， “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佃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这样，屈原与楚国贵族集团的矛盾便又表现为人格冲突。在楚国污浊的政治领域，屈原这样的独醒者、自修者注定要成为孤独者。在贵族集团的打击下，即使他亲手培养的人才也经不住个人得失的考验而“众芳芜秽”，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然而，残酷的现实并没有使屈原向反动势力低头。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他宁愿流亡和死去也不与贵族集团同流合污。至此，屈原形象已经基本树立起来。

　　面对反动势力的残酷迫害，誓死不肯放弃自己的人格和理想，无疑是难能可贵的。然而，屈原的崇高和伟大还不止于此，还表现为他在险恶的环境中为实现政治理想而顽强追求的精神。在政治斗争失败之后，屈原追求“美政”的信念曾一度发生动摇。他后悔自己走错了路，打算退出政治舞台：“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然而，面对当时动乱不堪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楚国的黑暗政治，他又无法做一个“怀其宝而迷其邦”的隐逸之士。“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他决心重新振作起来，继续为实现美政理想而奋斗。在诗篇的后半部分，他通过假设的女要、灵氛、巫咸三人的谈话以及就重华而陈辞和上下求索的幻想，充分表现了他在曲折复杂的斗争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女要是屈原最亲近的人，她从关心体贴的角度出发，劝告屈原在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社会里，如果不改变他那种耿介刚直的作风，不但不能见容于世，而且会遭到杀身之祸。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与屈原的思想操守是完全相反的。屈原借“就重华而陈辞”从理论上对此加以否定。他引用了许多史实来说明任何政治昏愦的朝代终归要覆亡，只有“举贤才”、“循绳墨”实行美政，才能使国家昌盛。然而，在当时社会环境中，屈原本人实现“美政”理想的希望究竟有多大呢?屈原以上下求索的幻想方式对此进行了探索。上下求索的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天帝无法接近，下女也不可求。这表明了屈原对自己政治前途的悲观认识，是对重华陈辞的否定。但是，不甘心失败的屈原是不可能就此而偃旗息鼓的。他又用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的方式表明自己的进一步思考。灵氛和巫咸劝屈原离开楚国，到别的国家去寻求政治上的同道。《史记屈原列传》“太史公曰”就说：“屈原以彼其才，游诸侯，何国不容?”从诗中最后一段载歌载舞、志在必得的远游幻想来看，屈原本人对此也是颇为自信的。然而，屈原与当时策士和政客不同，他的政治理想是与他的人格结合在一起的。他追求的并不是个人的政治前途，而是为了挽救楚国灭亡的命运，在楚国实现“美政”理想。他的爱国热忱驱使他眷恋楚国，不忍离开楚国，他最终以自己的行动完成了坚贞崇高的品格。

　　屈原的命运是一个典型的人格悲剧。他的人格是如此高尚，他对理想是如此执着，而他所面对的现实却又如此残酷。他只能在内心中一遍接一遍地燃起幻想之火，然后又一遍接一遍地将它扑灭，不断忍受追求与失望交织而成的痛苦的煎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瞬。

　　屈原的悲剧命运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在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宗法贵族社会向地主封建社会的演变，出现了一大批以改良现实政治、创造理想社会为目的的理想政治家。他们出身于不同社会阶层，大都是没有多少经济、政治背景的知识分子。当时的贵族势力显然是不愿让他们掌握国家命运的。因此，当这些文人政治家凭着自己的才能跨入仕途之后，就无不在政治前途上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要么与腐朽势力同流合污，谋取高官厚禄；要么坚持自己的理想，穷困而终。当时很多人经不住考验，走上了前一条道路。但真正的仁人志士永远不会改变自己的节操。所以，先秦时代孔子、墨子、子思、孟子、荀子等伟大的理想政治家，虽然一生“席不暇暖”、“突不得黥”地奔走游说于诸侯之间，但最终无不抱着自己的理想寂寞地死去。个别理想政治家如吴起、商鞅等人的结局则更为悲惨。他们虽然一时得到某个君主的信任，但君主死后却惨遭杀害。因此，我们可以说，屈原用血泪凝成的《离骚》是先秦时代理想政治家们人生悲剧的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文学反映。而阶级社会中理想与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理想在现实面前终将破灭的结局又是任何一个理想主义者必将面对的命运，因而，《离骚》中的屈原形象又超出其时代和空间而成为人类共同命运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离骚》是人类精神的一部永恒悲剧。屈原虽然被反动势力迫害而死，但他追求理想的精神却光照千古，正如刘安《离骚传》所说：“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与忧愤深广的思想内容相对应，高超精湛的艺术技巧在《离骚》中也有着充分的体现。这首先表现在作品的结构上。由于《离骚》是一首政治抒情诗，篇中除了对屈原家世、出生、入仕、被疏等人生影迹的简单交待外，主要表现的是屈原政治斗争失败后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由这种纯粹心理活动构成的长诗，一般来说是很容易失之枯燥重复的，但由于屈原在作品中发挥了丰富的想象，把思想活动化为具体的行为，同时又用一些有标志意义的句子点明他思想活动的线索，从而使全诗在形式结构上既显得波澜起伏、生动活泼，而又有着清晰的脉络层次。正如清人刘熙载所说“《离骚》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存。”(《艺概赋概》)《离骚》全诗大体由对往事的回顾和对未来的探索两个部分构成。但具体又可分为层层推进的五个阶段：起初他满怀信心要改革政治，并为改革政治培养人才，“愿俟时乎吾将刈”；但是，群小的从中破坏，怀王的动摇，使他的理想不能实现，从而后悔不该积极进取，而想另找出路，则“延伫乎吾将反”；中间经过往观四荒、陈词重华，探求政治上的同道，是“吾将上下而求索”；在寻求之后，仍然没有结果，通过求神问卜，决定“吾将远逝以自疏”；这些都不可能做到，最后是“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构思十分严密。

　　其次，表现在比兴手法的运用上。在屈原创作《离骚》之前，比兴作为一种艺术技巧已经大量出现于《诗经》之中。但它们一般只用于起兴和表示单一的比喻。而在《离骚》中，屈原“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风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楚辞章句离骚经序》)把比兴发展成为贯串作品始终的象征系统。他在诗中将君臣际遇比作男女遇合。以“两美必合”的思路将二者勾通在一起。在诗篇的前半部分，他把自己与楚怀王的关系比为美女与丈夫的关系(他称楚王为“灵修”，朱熹《楚辞集注》说“灵修”为“妇悦其夫之称”)，以遭到众女的嫉妒与谣诼比喻他遭谗被疏；在诗篇的后半部分，他又将自己追求贤明的君主比作男子追求美女，以美女的难求象征贤君的难遇。作为两美关系中主动追求的一方，屈原以香草象征自己美好的人格。在入仕之前，他以离、芷、秋兰的佩带和对木兰、宿莽的不停采集象征修身的勤勉。入仕之后，他把自己与楚国贵族集团的人格冲突比作“蕙镶”、“揽芷”与“服艾盈腰”的矛盾斗争。斗争失败之后，他以饮兰露、餐菊英、揽木根以结苣等行为表示坚持对人格的修练。又以步马兰皋、息马椒丘、芰荷为衣、芙蓉为裳表示回到退隐自修的状态。在他痛苦的时候，他以“揽茹蕙以掩涕”、“结幽兰而延伫”等行为表示自己的孤独。此外，他还以种植兰、蕙等芳香之物象征他对人才的培养，等等。可以说，在《离骚》中，屈原将自己完美的人格象征为美人，而美人形象的塑造则凭藉于香草。与此相反，他把与他对立的贵族集团比为佩带恶物的庸众和令人厌恶的鸩鸟、鹈鸩。这种相互对立的人格象征所产生的艺术效果是巨大的。一般说来，对美好事物的珍重和对两美结合的渴望是人所共有的心理。由香草所象征的屈原形象与周围庸众尖锐对立的处境及其始终无法与他所追求的美人结合的命运，对展示屈原的崇高品格及增加作品的悲剧效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三，表现在语言技巧上。与《诗经》中整齐的四言体不同，《离骚》是屈原在楚国民间歌曲的基础上形成的新体式。屈原不仅采用了参差错落、灵活变化的民歌句法，而且还大量吸收了楚地的口语，如“兮”、“搴”、“莽”、“凭”、“羌”、“姹傺”、“婵媛”、“扈”，等等，使《离骚》的语言显得本色自然。宋人朱熹说：“《离骚》初无奇字，只凭说将去，自是好。”(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三引)但屈原对语言并非不讲究。在保存自然本色的同时，屈原对语言进行了高度锤炼。例如大量使用联绵字，如“耿介”、“謇謇”、“冉冉”、“郁邑”、“岌岌”、“芳菲菲”、“欺欷”、“逍遥”、“相羊”、“周流”、“啾啾”等，或双声，或叠韵，或重言，错杂相间，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和音调美。此外，他还讲究对偶，在《离骚》中运用大量对句，以加强语言的表现力。（刘勰《文心雕龙》语）正因为如此，后人才将《离骚》视为“楚辞”的代名词，将“骚人”视为诗人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