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缘由
屈原学识丰富，“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具有远大的理想，对内主张修明法度、任用贤才，对外主张联齐抗秦。楚国贵族集团中的顽固派不断打击和排挤屈原，使他一生为之奋斗呼号的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他就用诗歌倾吐自己的忧愁幽思、绵缠悱恻的情绪。
关于《离骚》的创作背景，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它创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时，还是作于屈原被流放时。《史记·屈原列传》里说，年轻得志的屈原遭到同僚上官大夫靳尚的谗害，被楚怀王疏远。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而《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屈原放逐，著《离骚》。”《报任安书》里也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对同一事件的表述明显存在着矛盾。
由于可靠史料的缺乏，要解决这个问题，从《离骚》本身找证据是个好办法。诗中有这样的诗句：“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自疏”意味着主动的态度，不是“被放”。此外，也有人因为诗中有“济沅湘以南征兮”一句，怀疑它是屈原被放逐之后所作，但这并不足信。因为《离骚》后半部分，全是写诗人想像中的云游，“济沅湘以南征兮”并非实有其事。
总之，《史记·屈原列传》的说法是可信的，即《离骚》创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时，是屈原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创作出的一首政治抒情诗;而《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是抒情性文字，行文时不太忠实于史实，也是有可能的。
后世影响
《离骚》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汉代以后，后世文人无不对屈原推崇备至。究其原因，似可归功于屈原那砥励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之中敢于坚持真理、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屈原的遭遇是中国封建时代正直的文人士子普遍经历过的，因此，屈原的精神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西汉贾谊因为才高受嫉，谪迁长沙，作《吊屈原赋》，以屈原自拟。司马迁向以“立德、立功、立言”自励，“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却惨遭宫刑，司马迁从“屈原放逐，著《离骚》”的事迹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完成了《史记》的撰述。梁代钟嵘《诗品》说李陵的诗作“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直是把屈原的旨趣当作自己的行为准则。唐代诗人李白豪迈地宣称：“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的很多作品也同屈原的《离骚》一样，往往大量编织神话传说、日月风云和历史人物，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雄奇图画。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忧国忧民的精神，也与屈原有渊源关系，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声称不仅要学习屈原作品的文采，而且要学习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特别是在外族入侵、国破家亡的紧急关头，爱国志士们多以屈原的气节来鼓励自己。南宋词人刘克庄在金人入侵的形势下，写诗颂扬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示自己决不投降敌国的坚定信念。他在《屈原》一诗中说：“芈姓且为虏，累臣安所逃。不能抱祭器，聊复著《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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