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撷民歌创作精髓，留予后人诗韵永垂
孙琴安在《试论刘禹锡在唐诗中的地位》一文中写道：“在诗歌的艺术风格上，他(刘禹锡)也显示出了与唐代其他诗人不同的地方……一般说来，刘禹锡的诗都比较明快，很少晦涩，无论是古诗、乐府、近体都有这个特点。而近体则写得更含蓄精练。特别是他被贬期间，从民歌中吸取养料所写的《竹枝词》《杨柳枝词》《浪淘沙词》《纥那曲》《踏歌词》等，更是新鲜活泼、格调明快，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
刘禹锡不满于当时的某些乐府诗“不能足新词以度曲”(《董氏武陵集纪》)的倾向，且比较重视诗歌的音乐美。他努力掌握民歌曲调，学唱《竹枝词》，使“听者愁绝”(白居易《忆梦得》诗自注)(卞孝萱，吴汝煜《刘禹锡的生平与诗》)。刘禹锡在巴楚一带听到叫“竹枝词”的当地民歌，歌词杂咏当地风物和男女爱情，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引起诗人的爱好和重视，于是模仿这一民间形式，一连写了十余首。“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情。”(《竹枝词》十一)就是诗人摹拟民间情歌的手法，写一位初恋少女听到情人的歌声时乍疑乍喜的复杂心情。诗人用丰富的视角，通过江水(视觉)、歌声(听觉)及如晴雨一般的感受，生动细致地表现出初恋少女忐忑不安的微妙感情。特别是诗人用以天气的“无晴”与“有晴”，谐人物的“无情”与“有情”，“晴”“情”双关谐音表现爱情，语言平易，诗意清新，情调淳朴，极富民歌风味，最为人称道心](P382)。明人谢榛认为这两句“措辞流丽，酷似六朝”(《四溟诗庆》)。六朝乐府民歌多用谐音双关语来表达恋情，作者在这里是效法了六朝民歌。作者抓住春末夏初之际.南方的天空中常常出现的这边白云翻卷雨帘高挂，那边却红日朗照一片晴明的气候特点，来写照少女忐忑疑虑的心境。同时，采用移情人景、欲吐还吞的抒情方式，更增添了诗的`委婉余味，魅力无限。“山头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竹枝词》八)诗人不同于以前民歌中往往用花来比女子，在这里把花用来比男子，别有一种新意。诗人用通俗上口的民歌手法，体现了“含思婉转”的特色，表现了农村妇女的爱情，记录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感情，使“竹枝词”这一民歌形式得到创新。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竹枝词》九)描绘的则是一幅巴东山区人民生活的风俗画。由满山的桃李花引出山村人家，又由山村人家引出劳动男女戮力春耕的情景。与劳动生活的旋律十分合拍的轻快的节奏，着力描绘创造力之美的艺术构思.隐隐透露出诗人欣喜愉快的心情和对劳动生活的赞叹。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对刘禹锡民歌体诗歌分析时写道：“这些诗的特点是保存着清新爽朗的情调和响亮和谐的节奏，能大胆吐露内心的情感，借助于比兴手法或双关语，使人感到真挚而含蓄，比之一般民歌又要细腻、华美一些。”
吴汝煜《谈刘禹锡诗歌的艺术美》时特别提到刘禹锡的《竹枝词》的音乐美。认为刘禹锡的《竹枝词》，“每首的前两句主要吸取了七绝声律谐婉的特点，后两句大体上保持了民间传唱的竹枝词在曲调上凄凉怨慕的特点，兼有两者之长，做到和谐与拗怒递用，又大量采用谐声双关、重迭回环等艺术手法，使之更加符合天地自然之声，因此表现出含思婉转的韵味。”
游国恩等著《中国文学史》一改过去文学史多只强调刘禹锡民歌体作品艺术成就的格局，依次分析了其咏怀诗、咏物诗、怀古诗、民歌体等四个门类的诗歌作品，最后认为：“刘禹锡的诗，律诗、绝旬比古诗成就高，仿效民歌的乐府小章尤为著名。”
总之，刘禹锡的诗歌或描写群众劳动场面，表现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展现江南水乡的人情风俗，具有清新自然、健康活泼的韵味，充满着生活情趣，在不如意中乐观地生活;或托物言志，揭露丑恶的社会现实;或直抒胸臆，表现了守正不阿的品格和对佞臣的愤慨，旷达坚毅。诗人开拓了诗的题材领域，继承和发展了诗歌主题的表现形式，大胆地以民歌形式反映生活，改革、完善了诗歌的体式，充分体现了其在诗歌创作上的创新意义。生活是创新的源泉;创新丰富了文学的内容。明代杨慎说：“元和以后，诗人全集之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其诗入选及人所脍炙，不下百首矣。”正说明了刘禹锡诗歌的深远影响，不愧为“真才情之最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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