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必传于后
痛苦对人的砥砺，是未曾经历苦难的人难以体会的。苏轼的弟弟苏辙曾经说，在我哥哥未贬黄州之前，我们的文章不相上下，但黄州之后，我却再也不能望到他的项背。这种境遇同样发生在柳宗元身上。早年在长安时，柳宗元就以文采名动一时。离开长安，在长期几近绝望的贬谪生活里，他的文章日益褪去表面的辞藻，追求文以明道，走向雄深雅健的深邃之境，其中《封建论》等理论长篇，《永州八记》等山水小品，以及《江雪》、《捕蛇者说》等诗文，都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这无疑是他思想日趋深沉，精神不断精进的结果。
在孤独的贬谪之地，柳宗元深刻地反思了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认为早年仕进顺利，的确有些“年少好事，进而不能止”，加上“性又倨野”，无疑忤逆了权贵。但是，他却未因此变得圆滑起来。他到永州一年后，王叔文被赐死，罪名是乱国，舆论指责蜂拥而至。一般人即使不努力撇清自己与“罪人”的关系，也要保持沉默，但柳宗元在给友人的信中，还是如实提到自己早年与王叔文亲善，“交十年”。
政治失意后，因为自己当初的锋芒与才华，柳宗元受尽倾轧与奚落，但他还是对政治上庸碌无为、明哲保身的态度，给予最大的抨击。在一封写给岳父的信中，他明确提出，那种没棱角、唯唯诺诺、无所作为的老好人式的官吏，是政治的大害。
柳宗元去世后，他的灵柩终于返回了日思夜想的长安。好友韩愈从遥远的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寄来了为他撰写的墓志铭，其中写道：如果柳宗元早年能像他后来当司马、刺史时那样老成一些，也许他就不会离开长安;贬斥以后，如果有人能拉他一把，也许他就不会沦落至此;然而，如果他不是这样绝望无助到极处，也许文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必传于后”。一个仕途显达的柳宗元，和一个官场失意、人生绝望却文章“传于后”的柳宗元，孰得孰失呢?历史无法分辨，如同命运难以抗拒一样。但他留在历史长河中的价值，一定会被后人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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