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黔之驴》寓意新解(3)

　　其次，考诸文人儒生的人生际遇，又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性现象：历史上的“驴脾气”文人大都遭遇不幸，甚至下场悲惨，善始善终的情况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这里还以上面提到的几位文人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韩非，一代博学通才，他本深知向君王进言之难，曾写名篇《说难》，分析之精到与深刻令人折服，但现实生活中却是个直性子，见韩国削弱，数以书谏韩王，并写愤激之作《孤愤》，直斥朝政治腐朽朽;到秦国后，又驴性不改，不适时宜地批评秦始皇宠信的大臣姚贾搞金钱外交，结果被姚贾、李斯等人诬陷，坐狱而死。司马迁对此感慨不已，说“余悲韩非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③。而司马迁自己，也并没有从韩非子的遭遇中吸取教训，终生都是直言直行：刚任太史令不久，就因李陵投降匈奴事件，竟拂逆汉武帝之意，竭力为李陵辩护，结果被处以“腐刑”，受尽奇耻大辱;后忍辱创作《史记》，仍秉笔直书，乃至“是非颇谬于圣人”④，结果终生孤寂而悲凉。与王粲同为“建安七子”的孔融，名重天下，但为人“跌荡放言”，不仅“谤讪朝廷”，并且对权相曹操“发辞偏宕”，“多侮慢之辞”，结果被冠以“大逆不道”的罪名下狱弃市。⑤与孙楚同时代而稍前的“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为人刚正，不仅敢于言辞激烈地针砭社会，批判名教与礼法的虚伪，而且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公然表示与司马炎政权决绝的态度，时年四十而遇害。柳宗元生活的唐朝，类似的悲剧仍然反复发生。大诗人李白，为文豪放，为人刚直，对权贵多有得罪，据乐史《李翰林别集序》记载：宦官头目高力士等人曾在杨贵妃面前多次谗毁他，说他写诗“以飞燕指妃子，贱之甚矣!”引起杨玉环的记恨，欲置之于死地，幸亏唐玄宗认为他“非廊庙才”，放他出宫，才捡了一条性命。至于柳宗元的文学同道与知己韩愈，他最为著名的文学观点“不平则鸣”就是一种驴性的发言，而其《谏迎佛骨表》更是一次勇敢地针对最高统治者唐宪宗的驴性行动：他直责唐宪宗信佛的愚妄，倡言要焚烧佛骨，严惩兴佛妖风，其言辞之犀利，令昏君暴怒，朝野震动，结果被判以死罪，幸得宰相裴度等人全力救助，才被远贬潮州，幸免一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