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曼殊，人们一般会评之为性情中人。但性情中人也知物理、人情，懂得家国的责任并知道如何落实。苏曼殊虽然多少也通晓这些道理，却无力自控。他是一个大“情种”，换句话说，他是一个任情使性的大孩子。
这个“情种”种情于朋友之间，使朋友们觉得他有时可爱，有时不可理喻。1905年春，苏曼殊的朋友赵伯先向他求画。苏曼殊当时急着东渡日本，未能兑现承诺。1911年，广州爆发了黄花岗起义，牺牲者甚多。赵伯先是革命党人，为起义失败而忧愤成疾，不久便呕血而死。苏曼殊得知噩耗，含悲作了一幅《荒城饮马图》，焚于故友墓前，以示悼念。
有一年冬天，陈去病到上海，只带了一床薄被，苏曼殊当时没有被子，就把陈去病的薄被强要了去。类似的例子极多，如他偷朋友章士钊的钱，据说是因为没有路费，然后留信告别，只身去了香港。
这个“情种”种情于革命，就是冲动、大言、自我纠结。他曾醉心于无政府主义，赞同暗杀。1903年，他一度打算刺杀保皇党首领康有为，因恨后者保皇，何况作为同乡的康有为假冒另一同乡孙中山之名向华侨募捐，这在苏曼殊看来，就是该死。后经友人相劝，他才恨恨作罢。
到袁世凯称帝时，苏曼殊发表《讨袁宣言》，以一个和尚的名义教训袁，“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结，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魄！尔谛听之。”
这个“情种”种情于世间，则是不事恒产，不留恋一时一地，这种奔波也是痛苦的宣泄。他和陈独秀合译《悲惨世界》，未译完即要出走，并送陈独秀诗：“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畅已似冰。”
（节选自《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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