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Ｑ正传》及鲁迅的创作艺术(2)

一、卑怯

　　阿Q是喜与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与王胡打架输了时，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来，他已伸出头颅以待了。对抵抗力稍为薄弱的小D，则揎拳掳臂摆出挑战的态度，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则动手动脚，大肆其轻薄。都是他卑怯天性的表现。徐旭生与鲁迅讨论中国人的民族性，结果说中国人的大毛病是听天任命与中庸，这毛病大约是由惰性而来的。鲁迅回答他道;这不是由于惰性，是由于卑怯性。“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以自我安慰，倘他有了权力别人奈何他不得时，则凶残横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并不中庸。”记得周作人也曾说过张献忠在四川杀人数百万，满洲人一箭，便使他躲入道旁荆棘中。又见最近《独立评论》发表谭嗣同《北游访学记》，引钱尺岑的话云：“魏军赴甘遇强回辄败，适西宁有降已半年之老弱妇女，西宁镇邓增至一旦尽杀之，悉括其衣服器皿。凡万余人虽数月小孩无一得免者……此等事无论何国皆无之，即土番野蛮亦尚不至此。”又说：“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彼叛军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谭氏于结局又发议论道：“由此观之，幸而中国兵之不强也。使如英、法，外国尚有遗种乎?故西人之压制中国者，实上天仁爱之心使然也，准回部之事已可鉴也。”他这话似太过分，但我们若了解作者下笔时感觉如何沉痛，就可以原谅他了。

二、精神胜利法

　　阿Q与人家打架吃亏时，心里就想道：“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俨如得胜地回去了。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发明固然很早，后来与异族周旋失败，这方法便被充分的利用。这里我可以举出许多历史例子来：一代民族代表人受异族迫害之酷毒莫过于宋，而精神胜利法也以宋以后为盛。宋太宗是亲征辽人中了辽人的箭而崩的。徽钦二帝被金人掳去后，转徙沙漠中，极受人世不堪之苦。元朝杨琏真珈发掘南宋会稽诸陵，窃取珍宝。以诸帝后的骨殖，杂牛马骨筑白塔而埋之，并截取理宗顶骨为饮器。这对于中国民族侮辱真太大了，所以那时宋遗民莫不引为最切齿的深仇，最痛心的纪念，与元人几有不共戴天之概。但他们实在不能用实力来报复，只好先造一个“冬青树“的传说，后造一个元顺帝为宋末帝瀛国公血胤的传说来安慰自己。到了清初，则初叶诸帝几乎无一不出于汉种。故老相传顺治是关东猎人王某的儿子，系清太宗妃子与王某私通而生的。雍正是卫大胖子的儿子，清圣祖微行悦卫妾之貌迎入宫，而不知她已有了身孕。乾隆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乾隆南巡，驻跸陈家安澜园，得知其事，想恢复汉代衣冠，幸太后力阻不果。所以前人清宫词有“衣冠汉制终难复，空向安澜驻翠蕤”之句。想不到战国吕不韦以吕易嬴的故事，这时竟成这样广遍的复写。无论宫闱深秘，外人不易知闻，即以血统换易之巧而论，也太远于情理。但我们老祖宗为什么要造这种谣言呢。我想无非为了这种谣言一面既可以快意于异族统治者帷薄之羞，一面又可以自欺欺人地缓和自己失败的创痛而已。其情固有可原，其事则未免太可笑了吧!又如同治间清庭与英国争持一件什么国体问题，御史吴可读上疏，劝朝庭不必坚执，大意说外国人为夷狄之民与禽兽无别，我们人类和禽兽相争，胜固不足为荣，败亦不足为辱云云。又如樊增祥《彩云曲》叙及英后维多利亚有句道：“河上蛟龙尽外孙，虏中鹦鹉称天后。”这虽然故意拿国人所轻视的武则天来比她，但还可恕。到赛金花与英后合摄影片时，(照赛金花自述同座摄影者为英国维后之女，即德国皇后。见金东雷《赛金花访问记》。樊诗盖误用其事。)又道：“谁知坤媪河山貌，却与杨枝一例看。”以中国传统观念看来，则轻薄得实不成话。如果当时把这首诗翻译到英国去，无疑地要引起严重外交问题的。这些旧式文士在文字间讨人一点便宜，沾沾自得，以为足以洗涤丧师失地的耻辱而有余，而不知实际上已把中国民族的尊严丢尽。因为这与上文所引那些例子都属于最卑劣的阿Q式精神胜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