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 鲁迅读后感(2)

　　郜元宝有言，“在现代中国，纯粹观念形态的思想很难生根，能在现代中国生根的思想必须像鲁迅的文学那样，带有个体生命的气息，就是说，必须具有文学的形态。文学之外无思想”——能不能这样说呢?正是由于鲁迅身上既承传了古士大夫们的风骚之骨，又显露出新的社会阶层敏锐的洞察和感悟力，且兼具之前所未有的时代启蒙者的特殊方法论意义，其难得的完整性和客观性决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首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建国前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归类于资产阶级，然而作家不是，甚而有众多作家誓言与知识分子的固有身份定位决裂，如沈从文所宣称的那样。我们会发现，一旦历史政治形势与时代命运非正常的密切起来，此一现象便绝不单一。这种令人尴尬的情形似乎反映出特定历史阶段作家层与知识分子阶层的剥离，纵然作为时代丰富性的标志之一，但却造就了同时代文学最大的暗伤：斗争无所不在，且都局限于当下和表层，无法深化作品主题，亦不能超脱自身于时代之外。

　　就知识分子、作家以及启蒙者三个身份所涉及的范围来说，知识分子最具私人性;作家由于其作品的公众性，必须具备相当程度的大众和普世原则;而启蒙者这一身份，则反映出整个时代乃至超越时代的需要和宽泛，正如T.S.艾略特在其《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指出的，任何一个诗人或作家必然与其整个民族的历史发生某种联系，他们一面创出新的历史份额，一面将自己添加进历史，成为整体的一环——这是作为诗人或作家的必然和超然。

　　作为启蒙者的作家或者说知识分子，他本身可能并不能非常清楚的反映出这一点，但他的身上定然有着集结整个时代最典型、最清晰且最能与历史相协调的样貌特质。而之于近现代的中国无可置辩的是，能够超越时代，将进步的作家身份与知识分子的传统近乎完美的结合，并创造性的赋予其难能的启蒙者角色定位的，现代作家中，只有鲁迅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