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鲁迅《十四年的“读经”》笔记
历史就像一个唱针打滑的留声机：尊孔读经就是这样一张唱片，咿咿哑哑一阵子没声了，不定什么时候又回来了，还是那个荒腔走调的老曲子。重读鲁迅1925年写的《十四年的读经》，就是这个感觉。
什么人主张“读经”?鲁迅说有两类人。一类是“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鲁迅谓之“笨牛”;一类是“阔人”，当然中国的“阔人”都是“聪明人”。知道了笨牛，就懂得这些人是何等聪明;反之，懂得了阔人和聪明人，就知道这些诚心实意者何为“糊涂透顶的笨牛”了。
鲁迅说：“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地老天荒读了这么多年，按常理推断，中国早应该是“君子国”了，满天下都是箪食瓢饮的颜回，古风蔚然。然而，实际情形如何呢?《于丹〈论语〉心得》一书的封面赫然印着这样几行字，“《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然而，与于女士读出的“快乐”不同，鲁迅读出来的则是“吃人”，看到的是一座座贞节牌坊：
“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但是，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历史上装不下去了;那么，去翻专夸本地人物的府县志书去。我可以说，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
这委实让人感喟进而顿生疑窦。与这些“节烈的妇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部汲汲于仕途的“儒林外史”：
“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
鲁迅告诉读者：“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则决无钻营，取巧，献媚的手段可知，一定不会阔气;他的主张，自然也决不会发生什么效力的。”聪明人之所以聪明，就是他们真正懂得了“学而优则仕”。倘若“学”而不“优”，“则以笨牛没世，其读经的主张，也不为世间所知”。《庄子外物》曰：“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竹笼是用来弄鱼的，兔网是用来逮兔子的，弄到了鱼逮到了兔子，还要这些鸟什子作甚?孔夫子的“经”，在“聪明人”心里不过就是这样一个物件。
鲁迅用一根针一下挑出了读者眼中的白翳：“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孔乙己便是个未达目的的倒霉蛋，也只能手指蘸着酒水向小酒店伙计们卖弄茴香豆的四种写法。
理性地看，孔子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一页，孔子和儒家文化是依然值得我们研讨的。虽然儒家思想在民间的复兴对中国有所裨益，但因此而预言，儒家思想是中国的唯一希望，甚至是拯救世界的希望，那就太天真了。黑格尔的看法颇具代表性：“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会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1959年，第119页)在当今世界，儒家思想真能超越现代世界潮流中的普世价值观成为“人类走向”吗? 真能解决当下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吗?真有反腐倡廉、澄清吏治的奇特功效吗?许子东在论述贾平凹的小说时，用过一个“板兰根”比喻，若以汉儒文化来拯救当下的中国，“犹如靠板兰根冲剂解急性肝炎之危一般，药性虽平和深远临床效果却难见效”。(《当代小说阅读笔记》)除非有一天，中国人都能意识到且真正地做到人人平等，懂得自尊也懂得尊重他人，懂得直面现实追求真理的时候，中国就走出了“历史的轮回”，开头我说的那台老唱机也只是作为古董收藏了。
附带说一句，鲁迅另有《所谓“国学”》一文，指斥当时国学为“商人遗老们翻印了几十部旧书赚钱”，遗老聊以自娱，商人借此获利。他真有预见，这几年所谓“国学”又枯木逢春，讲《论语》弄《三字经》也能挣到大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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