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各种人地关系论的时间起点研究
2.1原始采集狩猎时期的人地关系。这一时期没有产生人地关系的思想理论。大约在200万年前后，人类以小规模的群体即部落形式散布在地球上。由于处于人类的形成阶段，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采集、狩猎是部落人群的主要生活方式，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文明采集文明得到创造和发展。但受生产力水平限制，人类与基本没有改造和支配自然的能力，人与其他生物融洽共处。这一时期人地关系表现的最为微弱，甚至可以说是自然在掌控者人类，人类只能依附于自然环境。
2.2农业文明时期的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我国的著名观点有：最早见于殷虚卜辞之中的“帝其令雨”和“帝其令风”等记载[2]，强调天气晴雨变化和收成好坏都是由“天”定的。管仲在《管子地员》中指出：“地者政之本也，辨于土而民可富。”老聃在《道德经》中写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孟轲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况认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强调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人类可以通过顺应自然规律达到“有其治”的效果[3]。国外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古希腊著名学者希波革拉第在《论空气、水和地方》中专门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柏拉图《国家论》中阐述了理想国的基本构想，认为对国家最有利的公民数量为5040人；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完美最美丽的国家，就是能够维持人口数目使之不超过一定限度的国家”[4]，即一国的人口规模应当和土地规模相适应。在农业文明时期，随着人口数量增加和人类生产、生活技能的提升，人类逐步从崇拜自然过渡为改造自然，由原始的依赖自然而直接消费变为自己生产而后消费。并且随着人类对自然改造力度和广度不断扩大，人类活动对自然的作用强度不断加大，这时候已经开始产生小范围的生态破坏，例如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已经开始显现。相对于原始时期而言，农业文明时期的人地关系中的力量对比已经在开始转变，人地关系中人的地位和影响力越来越大，而自然的力量却相对的在减小[3]。
2.3工业文明时期的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主要观点有：地理环境决定论、可能论、人类中心主义、适应论、生态论等。其中，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可能论强调人类对地理环境提供的可能性的适应和选择能力；人类中心主义则把人类视为自然界的主宰，认为人类完全可以控制自然；适应论则强调人类对自然地理环境的适应和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协调；生态论主张研究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反映，侧重探讨人类在空间上的关系。工业文明时期，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在工业化初期，机器代替了大部分体力劳动，生产力有了很大突破，对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资源、能源、矿产资源）开始进行掠夺式开发，人地关系性质有了新的变化。人类对自然开始进入到改造征服阶段。到工业化中期，科学技术取得进一步发展，人地系统中人类与环境的对抗性表现非常突出，结果出现诸如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特别是到20世纪中叶，人类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化在全球迅速扩展，导致了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环境质量下降，同时也出现了全球规模的人口快速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人地矛盾异常尖锐，人类生存的环境受到严重挑战，人地关系的不和谐已开始震惊人类[4]。
2.4后工业文明时期的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主要理论有：和谐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谐论的核心观点是人地关系应当“和谐”，强调人类在顺应自然规律，科学利用地理环境的同时，要对不协调的人地关系进行优化调控，实现人地系统的良性互动。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的概念最早是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提出。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系统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并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对传统发展理论的创新和反思，强调区域发展中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相互协调，工业文明时期，人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人们开始意识到单纯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在以信息革命为标志的后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社会的组织管理机构和生产生活方式及思维习惯等都产生了一系列变革，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同时人类对人地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开始利用高新技术等对人地关系进行模拟监测和优化调控，促进人地系统向和谐方向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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