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对鲁迅和鲁迅研究的反思(2)

　　之后,王元化受到当时在学术思想界处于权威地位的胡风等人的重视,开始活跃在中国文坛,用方典、函雨等笔名发表了很多鲁迅研究和文艺理论文章。

　　1949年建国以后,他以更加充沛的热情投入写作,1950年10月10日在《纪念鲁迅先生》一文中说:“从他自己的作品也可以看出,他的热爱一直是贯注在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卑微灵魂的身上。即使像《阿Q正传》这篇被人歪曲成作者‘心里藏着可怕的冰块’的讽刺小说,如果我们理解他那‘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基本命意和唤醒昏睡麻木的自觉的企望,那么无论如何也不能够用‘冷嘲’和‘滑稽’这种曲解胡说去侮辱作者的。”

　　总之,从1930年末到1950年代初,王元化对鲁迅一直抱着极为崇敬的态度,正如他自己所说:鲁迅先生引导他从青年时代跨进革命文学,他一直是衷心爱戴鲁迅的青年学子。而这时他从立场、观点到语言,都不是自己独具的,而是从领袖毛泽东那里套用来的,顶多不过是做了一些诠释罢了。

　　二、1980年代提出“综合研究法”

　　1955年王元化被打成“胡风分子”,十年“文革”中又遭受迫害,沉默了二十余年,直到1980年代才重新出山,对鲁迅和鲁迅研究又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其中,最著名的是1981年7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辑的《鲁迅研究》第四辑上的《关于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笔者有幸做过这篇重要论文的责任编辑。

　　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但最主要的是主张鲁迅研究要运用“综合研究法”,并引用恩格斯的“分工的奴隶”一语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的“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对鲁迅研究者提出这样的希望:“我们的研究者最好从拘于一隅的狭窄范围走出来,就力之所及争取做到博一点,至少对于和自己专题有着密切关联的学科,也花功夫去钻一下,这不仅有好处,也是必要的。试问,研究我国现代文学的某一作家,能够不去了解他的时代、社会和环境么?――这就需要有一些政治、经济、历史的知识。能够不去了解他和前代或外国作家的继承或借鉴关系,和同时代作家的交互影响以及对后代所发生的作用么?――这就需要有比较全面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的知识。能够不去了解他在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时代思潮、思想根源和美学观点么?――这就需要有一定的思想史和美学的知识。我以为,这些知识都是文学理论研究者不可缺少的。鲁迅研究并不例外,甚至还应该特别注意这一点。鲁迅曾经说过,专家多悖,博学者多浅。倘使抛开上述应有的知识,孤立地研究鲁迅和他的作品,不但难免于悖,而且也往往流于浅薄和空疏。因此,我倡议鲁迅研究尽量采用综合研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