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3)

　　孟浩然生在一个薄有恒产的诗书家庭，他从小就秉承家训苦读儒家经典，“性先自邹鲁，家本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绍未躬。昼夜常自强，辞赋颇亦工。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6]“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7]等诗句都表明，他在四十岁之前一直有所为的承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其“工于辞赋”和“属意章句”的目的很显然是为了科举考试和入世作准备，为了实践儒家“学而优则仕”[8]的入世原则，为了踏上盛世给他提供的极其明确的人生道路。可见，此时孟浩然，并非如闻一多先生所说是为隐而隐的，他实际上是在隐居的名义下为自己积累入世的资本。

　　但并不是说，在这一阶段孟浩然没有隐逸的倾向。通过研究我们会发现，有多种因素在客观上促使着诗人隐逸思想的潜滋暗长。首先：在儒家思想中同样存在“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9]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0]的人生趋向，这一点同入世思想一起，构成了孟浩然人生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由于襄阳是当时繁荣佛学的策源地之一，所以诗人从小便受到释道思想的影响。“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11]“法侣欣相逢，清谈晓不寐。”[12]都表明了孟浩然对佛老的倾慕，而到《云门寺六七里闻符公兰若最幽与薛八同往》中“谓余独迷方，逢子亦在野”，“愿承甘露润，喜得惠风洒。依此止山门，谁能效丘也。”以及《宿终南翠微思》中“儒道虽异门，云林颇同调。”时孟浩然已显然把三家联系在一起，这为诗人日后思想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心理机制;再有：诗人的故乡襄阳是历史上著名的隐居胜地，闻一多先生说过：“我们简直不能想象一部《襄阳耆旧传》对少年孟浩然是何等深厚的一个影响。”[13]诗人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反映出对庞得公等先辈的敬仰之情，他一度隐居鹿门山也正是表示自己先辈的追随;最后：诗人长期生活在农村，面对的是一个静谧宁馨的世界，这个世界无疑是对热爱自然的孟浩然一种美丽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