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严谨(2)

　　由于范仲淹、欧阳修等上疏力谏，最后，“滕案”以滕子京降官一级，一贬河南灵宝，再贬湖南岳阳，不了了之。

　　后更有司马光《涑水记闻》加了一条记载，时范仲淹“庆历新政”反对派王拱辰说滕子京修岳阳楼“自入(自贪)”，但既为“记闻”，听后记下来而已，不足信。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虽然《宋史》评滕子京“及卒，无余财”，但由于“滕案”没有盖棺论定，因此为后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争议自然难免。有后人更认定滕即是贪财重利、欺世盗名之人，范仲淹居然为他脸上贴金!

　　滕子京到岳阳后，大搞基本建设，修堤修楼，于是出现了他分别向欧阳修、范仲淹约稿之事。而欧阳修以“旧学荒芜，文思衰落……不足尽载君子规模闳远之志，而无以称岳人所欲称扬歌颂之勤。勉强不能，以副来意，愧悚愧悚”!如此这般，他以文思衰落、不足以歌功颂德之理由推托了。果真是这样吗?不是。

　　第一，对滕案，欧阳修不无猜疑。当时上疏，他是以国家大局为重，并未像范仲淹那样对滕是否贪墨作结论。试想，你滕子京既然未贪利，未私分国有资产，何必不以证据服人，反而将之烧毁?纵有冤情，却难以洗脱。谥号为“文忠”、一生端正亮节的欧阳修，自然对滕保有三分警戒。写个碑文，于大文豪而言，何足挂齿?且正是在他被贬滁州、邀约写稿之时，却写出了山水名篇佳作《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旧学荒芫，文思衰落”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托词!

　　第二，平生未到过岳阳楼、仅凭滕送来有关岳阳楼的画和诗文，范仲淹挥笔写就了千古绝唱。但欧阳修为文不同，他坚持“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因此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弃之列，这与苏轼所言“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有异曲同工之妙。没有看到“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衔远山，吞长江”等之类实情实景，我怎能写就扬颂碑文?　　范仲淹与欧阳修同为文学家和政治家，但欧还是史学家。这也许是欧阳修为人为文更为严谨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