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琵琶行》的艺术情感(2)

　　二、第二层共鸣——人生境遇的共鸣

　　曲意已达，心意已通。琵琶女深知，眼前陌生的听众远不同于当年重色轻艺的京城“五陵年少”，他是“善听”的知音。在他面前，无须矜持、沉默，不必心存芥蒂与隔阂。所以她“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敞开心扉，向诗人诉说淤积心中、无处倾诉的人生不幸和伤痛。出生长安的琵琶女，自幼学得高超的琵琶演奏技艺，是京城色艺双绝的名妓——“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服，状成每被秋娘妒”。名噪京城的她每天过着灯红酒绿、奢华狂欢的生活——“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但这种奢靡放纵的日子却在时光流逝、容颜衰老中渐行渐远，生活变故——“弟走从军阿姨死”，娇容褪去——“暮去朝来颜色故”，那些曾经游走于教坊、好色轻佻的纨绔子弟们不见踪影，教坊这样的风月场让她倍感失意。无奈的她心怀期冀地将感情和余生托付给了商人——“老大嫁作商人妇”。在农本商末的时代，商人的生活是流动不定的，琵琶女从此流离漂泊，远离长安。可是商人重利轻别，忙于商务，将自己一人丢弃在浔阳江头的孤舟之上。充满人生希冀的托付并没有得到商人相应的回复，夜深人静时，抚今思昔，琵琶女不由得“梦啼状泪红阑干”!

　　琵琶女的不幸命运唤起了白居易对自己贬谪落魄身世的回忆，触动了诗人内心不敢碰触的伤痛。作为一个敢于“为民请命”的官吏，一个正直而语切的知识分子，白居易从德宗贞元十六年春应进士举至宪宗元和五年五月的左拾遗，十多年的为官生活，他始终坚持“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他的这种主张和坚守不可避免地会触动当朝统治者及权贵的利益，也必然会遭到他们的仇视和打击。元和六年四月，白居易被罢官，直到元和九年冬才被授于太子左赞善大夫。而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刺事件又一次改变了白居易的政治命运。直言敢谏的诗人上疏要求缉拿凶手，被权贵以宫官越职妄言朝政的罪名赶出京城，贬为江州刺史，后又贬为江州司马。诗人在《江州司马厅记》中说：“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言责，无事忧。噫，为国谋，则尸素之尤蠹者;为身谋，则禄仕之优稳者。”司马一职不过是一种无权、无事的闲职，对心怀兼济之志的诗人来说无疑是生命的重创和弃置。好友元稹听说这事后“垂死病中惊坐起”(《白乐天左降江州司马》)，作为当事人的诗人忧愤郁积、牢骚满腹自在情理之中。所以《琵琶行》序中所说的“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只不过是诗人掩饰内心愤懑、表面旷达的话而已。政治生活的不幸和坎坷郁积在心中，欲吐而不能吐，欲语而无处语。今夜，江船之上，终于有人可以倾诉、倾听了，诗人毫无保留地道出了心中的苦痛、愤懑，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慨叹。这声来自心灵深处的慨叹，不仅是诗人对琵琶女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更是他对自己坎坷命运的无奈叹惋。相似的命运遭际使诗人的心弦和琵琶女一齐颤动，两个沦落的生命在人生境遇的共鸣中相知相怜，惺惺相惜!　　三、第三层共鸣——内心感情的共鸣

　　诗人和琵琶女虽然身份、地位不同，但却有相似的人生境遇和不幸命运，诗歌的主题至此已经表达得十分鲜明，全诗在此收笔不会令人感觉突兀和意犹未尽。但诗人却出人意料地再次挽留琵琶女，真诚地邀请她“莫辞更坐弹一曲”。琵琶女感激诗人对自己的厚意，即兴发挥，弹出了更为激越的音乐，使得满座为之动容，潸然泪下，全诗在“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情感高潮中戛然而止。此时的共鸣是诗人与琵琶女之间更深层的共鸣，是全诗最具感染力、最能撼动读者心灵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