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秦观研究的进展与期待(2)

　　二 近五年的研究热点

　　近五年的秦观研究一如以往，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但仔细梳理，还是有些比较集中的热点论题，表现出研究者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具有一定的共识性，同时也表明目前对秦观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和细化。

　　一、对秦观词的个性化研究。秦观是一个在多方面取得成就的文人，但到目前为止，对他研究最多的，依然是他的词。这几年对秦观词的研究开始出现深入、细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从词的体性特点来考察秦观的词，对秦观词的用调、用韵以及声律方面的特点进行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刘庆云先生的《秦观词声律美浅探》(《词学》27辑)一文，从“知音识理，严于守律”“四声择用，韵与情谐”“抑扬亢坠，高下相须”“去声揭举，震响歌音”四个方面对秦观词的词律、用韵以及四声搭配、去声运用等情况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认为“秦观本是诗人而兼词人，又长于辞赋，对于词中律化句式的把握与运用，自能驾轻就熟。”他“对合乐带来的词律新变，持有一种特殊的敏悟与严谨。”“不仅严于守律，在用韵、用字及字声组合方面，亦多有讲究，即善在韵脚、句脚用字中讲求变化，以臻于音律的和谐与感情的完美表达。”从而得出结论：“秦观存留词作仅八十余首(依《全宋词》)，数量不算很多，但大都可宝，成就很高，不少作品脍炙人口，不仅称美一时，且流传千载。其所以然者，除情感深沉秾挚、体制淡雅精美、风格婉约轻灵、韵致悠远不尽等因素之外，与其词作的音律谐美亦密切相关。”[1](P51—52)由于刘先生本人精于声律，对词的创作具有独到的体悟，因此文章的分析往往能搔到痒处，表现出词人论词的特点。又如曹辛华先生的《论秦观词调选、用特点及其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对秦观词的词调选用情况作了专门的研究，认为在选调方面，秦观词具有短调小令与长调慢曲兼采的特点，但是总体而言，小令明显多于长调。作者认为，秦观填词具有用调得体、用调错位、一调多态、多技提升等特点。并认为从词调角度研究秦观词，对于把握秦观的“词心”、揭示秦词受欢迎的缘由、阐释关于秦观的各种评论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对秦观词作分类、分期的细化研究。如诸葛忆兵先生的《秦观俗词论略》(《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一文，避开研究比较多的秦观婉约词，选择之前少有人关注，更少有人研究的俗词作为选题，很有新意。作者认为秦观词以婉丽清雅为特色，但其实也有一定数量的俚俗词，“秦观虽然尽量拉开与柳永词的距离，然而，歌词题材是市井世俗的声色享受，其过程描写和场景展现，就必然会与俚俗发生关联。”因此秦观的俚俗词“与柳永词有直接的渊源承继和发展关系。”文章从俚俗词的本质、俚俗词的表现、俚俗词的影响三个方面分析了秦观的俗词。认为这些俚俗词与柳永艳词一样，“都喜欢描写具体的人物和事件，甚至描摹人物或事件的细节，将词风引向浅俗直白”，并指出“秦观元祐年间屡屡遭受政敌攻击，成为政敌打击苏轼的一个突破口，应该都是这些通俗词带来的负面效应”。文章的结论是：“秦观俚俗词，被时人所诟病，被政敌所利用，被后世学者所忽略。然而，这一部分词作或真挚坦诚，或新颖别致，或充满激情，共同构成秦观词的全貌，也成为北宋词发展历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庆振轩先生的《凄凉其词高尚其志——秦观后期词探论》(《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6期)一文，则对秦观后期词的内容、风格特征，以及形成原因做了考察。文章结合北宋激烈的党争，将秦观的人生经历和词风变化联系起来，认为“宋代党同伐异的朋党之争、贬谪生涯对秦观的沉重打击，造成了他心中无尽的哀痛。秦观在痛苦绝望中对人生的拷问反省和探求，虽辞哀情苦，却自饶风骨，”以此“形成了淮海后期词凄凉其词、高尚其志的独特风貌。”文章不同意前人对秦观后期词因过于愁苦而评价不高，认为秦观“后期二十几首词作，无论是对宦途的眷恋，还是对贬谪生活的倾诉，不管是对人生的反思自省，还是在痛苦中追求解脱，都充满了他独特的人格精神——在生活的重重打击下始终不低头、不屈膝、不迷失的品节操守。”并指出“秦观后期词不仅在淮海词的整体研究方面至关重要，当我们将其置于宋代党争与贬谪文学的大文化背景下观照时，更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3]薛正新《论秦观词风的转变》(《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也有近似的观点，但更侧重于对秦观词作整体性的分期。认为“从科考到出仕以及被贬，其词风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转变过程，并说“若单把秦观早年和晚年的词风放在一起对比，可发现其风格变化之大。”[4]

　　二、秦观的地域性研究。文学地理的研究在最近几年发展较快，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古代作家的个体研究。从秦观的研究看，地域性研究其实早就存在，只是所占比重并非很大，但最近五年则明显上升，形成一个热点。如高利华教授《秦观的越州之行及相关作品绎说》(《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一文结合宋代越州的山水和人文特点，对秦观越州时期的创作做了比较全面的考察，认为越州对秦观的诗词创作具有积极影响。文章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首先，越州之行为落第后处于情绪低谷之时的诗人提供了一个驰骋文才的平台，使其在频繁的登临宴游、唱酬活动中找回了早年豪迈自信的感觉。其次，越中山水和人文都给他应接不暇的感受。众多宴游唱和、登临怀古的次韵诗，体现了诗人早年以诗赋见称，擅长‘对客挥毫’才情横溢的一面。”最后，“秦观词名之远播与越州之行不无关系。此行不但是怀古词创作之发韧，也影响着恋情词的广为传诵。怀古词体现了以‘数典’为特色，多‘故实’的初期特色;恋情词创作则渐入佳境，并开始引起文坛的联翩关注。”[5]又如邓建先生的《秦观流寓雷州诗文的情感心态》(《江汉论坛》2014年第6期)一文，是其湛江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秦观雷州行迹、诗文及其影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文章通过分析秦观雷州时期的诗文作品，力求还原其彼时彼地的心路历程，并进而评估流寓雷州对其思想、性格以及文学创作的影响。作者认为：“流寓雷州是秦观人生的最后一个时期，他人至老境”，“情感心态极其纠结，遍历幻灭、痛悔、苦闷、消释、暂憩、不甘等种种”，而他“在累受迁谪、颠沛流离中遭遇的种种人生苦劫与世间无常皆寓之于诗文”。秦观的心态“最终达于平复与超脱”，而他在雷州时期的作品也“浑朴苍劲，尽脱铅华”，成为“秦观晚年灵魂纠结与超脱的最本真的写照”。作者认为，秦观晚年的“作品浑朴苍劲，直抒胸臆，语淡情深，感人肺腑，呈现出一种锐利幽深的独特风格，是秦观诗作中最为成熟、最经得起咀嚼的作品。”[6]胡迎建先生《秦观与九江、庐山的文字缘》(《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3期)一文也属于此类研究。胡先生近年比较关注庐山的历史文化研究，出了一些成果，此文将秦观研究和庐山的历史文化结合起来，也颇有特点。

　　三、秦观的接受研究。接受与传播研究也是学界近十来年比较热门的课题之一，这同样影响到当下的秦观研究。早在2008年，朱丽霞教授就在该年《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上发表了《八百年词学接受视野中的秦观词》一文，对过去八百年秦观词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作了比较概括的梳理。此后有学者专门对秦观词的宋代接受、清代接受等作了专题研究，发表过一系列论文。最近五年，对秦观的接受研究依然热度不改。如上所述，海峡对岸的台湾，已经出版了《秦观词接受史》的学术专著，而大陆在此方面的研究也颇有一些专门成果。如叶帮义教授《宋人对秦观词的接受与宋代的词学观念》(《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将秦观词在宋代的接受情况与宋人词学观念的变化联系起来考察，较有特点。文章认为，“宋人对秦观词的接受，在词学史上具有突出的意义：一是确立了秦观词的正宗地位，二是使秦观的词名盖过了诗(文)名，三是使秦观的代表性词作被选择出来。”文章还认为：“宋人对秦观词的接受，体现了宋代两种最为流行的词学观念——本色观和雅词观及其演变轨迹。”“宋人(特别是北宋中后期)之所以将秦观词作为词的正宗，是因为它符合时人的本色词学观念。”同时“秦观的词倍受宋人的推崇，是因为它符合了宋代雅词的标准。”[7]王晓骊教授《期待视野的形成与失落——秦观“诗似小词”评价的接受学考察》(《晋阳学刊》2014年第1期)一文则对秦观“诗似小词”评价的接受情况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文章认为，元好问“女郎诗”的评价，源出于北宋苏门文人对秦观“诗似小词”的评价。对于此种评价产生的原因，除了秦观诗歌创作本身存在的清丽风格外，文章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一方面是“由于诗人早期投献酬赠诗给以苏门文人为主的读者群留下了豪宕奇峭的第一印象，使得秦诗的清丽风格由于溢出了苏门文人的期待视野而受到批评”，另一方面则是“‘晕轮效应’”即“秦观诗词的共同审美特征及其影响”，文章认为，随着秦观的“词受到文人和乐工阶层的广泛赞誉之后，秦观诗词清丽婉约的共性不断加强，并逐渐掩盖了其他风格，而被接受者视为最具少游‘自家面目’的风格特色。”[8]

　　四、秦观文的研究。以往对秦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的词，这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秦观的主要成就是在他的词。但秦观还是北宋政论家，苏门四学士之一，他的文也很有特色，并取得一定的成绩。学界最近几年对秦观的文逐渐重视，相应的研究也多了起来。但从目前来看，主要集中在他的策论。如刘勇刚教授《论秦观的策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一文，集中对秦观的策论做了系统研究，认为“秦观策论以儒家思想为根本，以仁德为核心，达于时变，富于实践理性精神。其史识过人，善揣帝王权臣之心机，借古讽今。”但“偶尔亦有不切于实的书生大言”。在此基础上，文章还对秦观的《进策》和《进论》做了具体分析，以为“秦观《进策》三十篇，系统深入地阐述了他的治术、军事、财政、铨选、人才、官制、治安、役法等思想，直笔说论，达于时变，切中时弊，具有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有些见解至今仍不过时。”“《进论》二十篇系历史人物论，立足当下政治语境，以古讽今，翻空出奇，能成一家之言。”在谈到秦观策论的影响时，认为“秦观策论重君子小人之辨，洞烛小人肺腑。派系观念为自己埋下了悲剧的伏线。”除了对秦观策论的内容和特点进行阐述外，文章还对秦观策论的文风做了分析，认为“秦观的策论词采绚发，议论锋起，既师承东坡，又上溯陆贽、贾谊及先秦诸子，博采众长，拟议而成变化，形成了自己的真面目。”[9]另外，朱晓青《秦观策论写作范式论略》(《江汉学术》2013年第3期)一文，从文章立意、章法结构、说理方式、修辞策略四个方面对秦观的策论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认为“秦观策论是为应制科举而作，有着明确的写作目的”，“表现出强烈的政治热情和参政意识，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其别出新意，精心结撰，在表达识见、章法结构、说理方式、修辞策略、语言锤炼等方面表现出严谨而成熟的写作风格。”[10]

　　除了以上四方面比较集中的热点问题，徐培均先生《试论新发现的秦观〈辋川图跋〉》(《文学遗产》2011年第1期)和欧明俊先生《秦观词研究之反思》(《中国韵文学刊》2014年第2期)也是值得关注的两篇研究文章。徐培均先生文章对新发现的秦观《辋川图跋》的真伪情况及其与《书辋川图后》一文的关系作了辨析，并对这篇跋文的价值做了揭示，认为“这份举世罕见的遗文，不仅如出土文物那样珍贵，而且在书画史上、书画理论上，也有重要的价值。”[11]欧明俊文章对秦观研究谈了多方面想法，认为张綖最早将秦观词视为婉约词正宗，但“张綖是高邮人”，“对乡先贤秦观带有主观偏爱”，因此“我们对影响学术评价的地缘因素应有清醒的认识”，并说“秦观对词的自我评价并不高，与他者评价以及后世评价反差较大，对历史‘当事人’的自我评价应给予起码的尊重。”[12]表达了一些与传统观点不一致的看法，也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