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约派一代词宗——秦观(4)

　　元丰二年春天，秦观准备去会稽探望祖父和正在会稽通判任上的叔父，恰巧这时苏轼从徐州调往潮州。秦观到会稽不久后，一起意料不到的官场风波发生了。因苏轼反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坐“乌台诗案”，被弹劾逮捕。秦观听到这个消息，大为惊骇，一时忧心如焚，急急忙忙渡过钱塘江赶到潮州来探问实情。当时苏轼的一些亲友因怕受株连而不敢往来，有的甚至把苏轼的信件和诗文都烧掉了。秦观不仅前来探问情由，愿助一臂之力，而且后来还写书托苏轼的胞弟苏辙转达，以表示慰问，充分体现出他不愧是苏轼的“患难之交”。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路经江宁时，向王安石力荐秦观的才学，后又致书曰：“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王安石也赞许秦观的诗歌“清新似鲍、谢”。在两位文坛前辈的鼓励、称许下，秦观决心再度赴京应试，并于1085年登第，结束了举子的生涯。考取进士后，秦观初任定海主簿，转蔡州教授。元祐七年，苏轼自扬州召还，进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秦观迁国史院编修，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同时供职史馆，人称“苏门四学士”。京城任职的数年里，秦观得与师友时相过从。婉约派一代词宗——秦观

　　哲宗元祐年间，操持朝政的多为旧党人士，但其内部派别斗争却异常激烈。蜀党领袖苏轼及其“苏门四学士”，均能够出以公心，根据民生疾苦和国家利益，针对新、旧两党的主张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秦观先后向朝廷进策论30篇，对当时的内忧外患提出了各种具体的改革方略，对王安石变法作了中肯的论析，认为新法是救国济民的良策，只是执法者矫枉过正，以致产生了一些流弊。他也不同意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认为那也是因噎废食之举。这些观点在党同伐异的激烈政治形势下，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而且由于秦观与苏轼关系密切，他更无法逃脱派别门户之间的中伤和攻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