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写秋，为什么毛泽东笔下的秋景能独标高格，独领风骚?答曰：时也，地也，人也。
我们先来看看诗人写作的地理环境。
湘江是湖南最大的河流，全长八百多公里。沿江两岸风景秀丽，尤以橘子洲久负盛名，春来，水光潋滟，沙鸥翔集;秋至，柚黄桔红，一片清香。更兼地势开阔，四面环水，西望岳麓山，东临长沙城。在上个世纪初，环境污染还不严重，那时漫步橘子洲头，极目远眺，“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鹰击长空，鱼翔浅底” 的景象，应该基本是写实的。景能生情，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诗人得江山之助，故能逸兴横飞，豪情满怀。
中国的读书人，自古有登山临水的传统。只因登山临水，游目骋怀，能极大限度地拓展我们的视野，从而使我们可以超越芸芸众生、茫茫尘世，超越狭小的个人空间，昂首天地，将生命人格与精神情感，伸张于无限寥廓的宇宙。所以司马迁写《史记》，不仅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饱览祖国壮丽山川，其文才能汪洋恣肆，瑰丽雄伟，正是这个道理。
当然，曾在湘江漫步，在橘子洲头远眺的诗人何其多矣，为何只有毛泽东能写出气势磅礴的《沁园春 长沙》?须知湘江不只是有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壮丽，它也有接天莲叶，映日荷花的妩媚;它不只有百舸争流的豪放，也有渔舟唱晚的婉约;它不只有弄潮儿中流击水的英姿，也有采莲女无端隔水抛莲子的旖旎风光，浪漫故事呀。
自古有非常之人，乃作非常之语，乃成非常之事。毛泽东一生是非功过，且留待后人评说，但他无疑是一位英才杰出之士。少年毛泽东还蜗居偏僻的韶山冲时，已露峥嵘头角，已见志向高远。父亲为他安排的人生，是去学徒经商，将来作一个精明的买卖人。正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小小的毛泽东，此时已从书中朦朦胧胧了解到外面的世界，他幼小的心灵深处，已开始闪耀着理想的光辉，已开始燃烧起了奋斗的激*情，他哪里甘愿接受父亲的安排呢?经过顽强的斗争，他终于争取到机会，走出了荒蛮的山沟。他十六岁写下的《离乡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虽是稚子口角，已见出非凡的胸襟抱负。到长沙后，毛泽东眼界大为开阔，他博览群书，接触时事，渐渐明确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理想。故以诗言志，发为声口，自然立意高远，气象宏伟，而不屑为赋新词强说愁，不屑鸳鸯蝴蝶，雪月风花，作呢呢儿女子语。毛泽东所有的诗词中，写到愁的只有五处，其中只有赠给杨开慧的一首《虞美人》：“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怎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凭。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真正写得缠绵婉转，流露出少年初恋的情怀。其它四首诗中的愁，迥异于传统文人的愁绪，《五古 挽易昌陶》：“愁杀芳年友”，并不是无端的闲愁，而是对友人英年早逝的痛惜;《七古 送纵宇一郎东行》：“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送别友人，虽有伤别之情，但更多的是对志同道合的友人的期许，令人想到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西江月 秋收起义》：“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这愁哪里是愁!分明是一种对艰难时局的忧患意识，一种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感。另一首送别杨开慧的词《贺新郎》：“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侣，”英雄亦有多情日，写出与爱侣的分别的依依不舍，但这种情感瞬即被另一种更伟大的情感所代替，“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象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在作者的心里，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才是爱情的真谛。 在历史学家看来，时势造英雄，英雄推动时势。五四时期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这时代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舞台，而毛泽东，没有辜负这个时代，他把自己的生命力，淋漓尽致地张扬到了一个极致。伟大的时代的潮流与伟大的英雄人物风云际会，共同谱写了一首雄伟壮丽的交响曲，而《沁园春 长沙》，不愧是这首交响曲中一个激越高亢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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