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主要版本内容研究(2)

　　二、版本比较

　　广东省立图书馆中山文献馆馆藏的《训蒙三字经》，是民国年间广州民智书局刻印本。封面未署作者，但在图书馆借阅卡上书有“(宋)区适子撰(南海)”字样。封面右侧有“依韵府较正”字样。此书叙述历史结尾处是“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十七史，全在兹”，[6] (P19) 不直白述说宋亡历史，只以一“混”字带过，与文献记载古老版本述说历史内容，尤其是“十七史”大致吻合。

　　中山文献馆藏有《佛山栅下区氏谱》，内里全文辑录《三字经》，与《训蒙三字经》一致，可见佛山、顺德区氏族人对此版本的认可。佛山栅下区氏家族源于顺德登洲区适子家族，在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年)迁移佛山。

　　经统计，《训蒙三字经》共有文字1056，比文献记载的最古之本《三字经》1050字[1] (《前言》，P3)多6字，当是最接近文献记载的最古《三字经》版本。赵南星的《三字经注》字数为1086，增加了30字，也即 “长幼序，友与朋”6字和“辽与金，皆称帝”到“明朝兴，再开辟”24字，出版时间当在《训蒙三字经》后。

　　另外，许印芳、谭宗浚提出的“叙史事截止五代”也应成为进一步筛选是否为最古老版本的重要依据。所以，正如许、谭所见所述，最古老版本应没“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12字。《登洲三字经》、《三字经句释》都在“廿一史”旁注明，“区本原作十七史，今并宋史、辽史、金史、元史为廿一史(以上均从蜀刻范士云本增入)”。[4] (P19)

　　从宋仁宗(1024年)到宋英宗(在位时间1063-1067年)时期，宋朝廷将前代残存的断代史书，即从司马迁的《史记》到欧阳修的《五代史》重新雕刻补缺，汇刻而成，共十七史。王应麟在《小学绀珠》中所列“十七史”也是截至《五代史》。[7] (P96) 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就记载宋亡后，文天祥曾对元代丞相博罗说：“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我今日非应博学宏词科，何暇泛论。”可见，从宋代到元初，“十七史”已成较固定说法。

　　因“炎宋兴”到“南北混”其实已清晰交代了宋代灭亡，元朝大统，南北混一的状态，超越了“十七史”，故原版本不应如此矛盾。况且在1297年，即元成宗大德元年，江西人曾先之出版《十八史略》。其体例按朝代、时间顺序，以帝王为中心叙述上古至南宋末年的史事。因当时元政府修《宋史》未成，宋史完成时间为至正五年(1345年)。他取材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刘时举《续宋编年通鉴》，聊作一史，共为十八史。

　　曾先之与文天祥为至交，文天祥去世时，即1282年，仍称“十七史”。1297年，曾先之已有“十八史”之称，从此也可旁证“十七史”与“炎宋兴”内涵的矛盾，更难以解释王应麟在界定“十七史”范围后再写出“炎宋兴”这样冲突的内容。曾先之自称“前进士”。作为经历并目睹从宋亡到元统历程的前代知识分子，他在元朝建立20年后便提出“十八史”的观念，也可见当时知识分子对前朝历史欲说还休与对渐已稳定的当时形势欲拒还迎的复杂心态，因为当时不少曾经仕宋的知识分子都已进入元朝政府，如宁波江浙一带的邓文原(1258-1328年)、戴表元(1244-1310年)等，甚至后来王应麟之孙王厚孙(1300-1376年)也担任元朝教育官员。从中也可见出“十八史”的提出并非单纯曾先之的个人理念，而应是当时知识分子逐渐形成的对前朝怀念但又不无反思状况的反映，所以称“十七史”应在1297年开始甚至之前，而增添“炎宋兴”等四句应是《十八史略》大行其道的元中或明初，从此也可判断《三字经》原著，至少是历史叙述部分应在1297年前完成。

　　根据赵注本可知，赵南星所处时代已加入此12字，可见《训蒙三字经》保存了比赵注本更接近最古版本的状貌，但最古版本还应比《训蒙三字经》少“炎宋兴”等12字，全书总字数为1044字而非现在文献记载的1050字。

　　《三字经句释》版本内，注者根据自己拥有的区本《三字经》为蓝本作校订，每有与区本相异处，都指出“区本原作”为“某某”，“现王�庵(即王相)改为‘某某’”。笔者对《三字经句释》与《训蒙三字经》作比较，发现《训蒙三字经》与《三字经句释》所引用“区本《三字经》”原文内容一致，而番禺学者凌扬藻在其著作《蠡勺篇》中指出王相随意更改《三字经》原著，并列出他拥有版本的原文内容，其实与《三字经句释》所指区本相同。可见清末广东学者拥有的是自明代以来一直流传广东，至今仍存于区氏后人族谱，且书名载入屈大均《广东新语》、黄佐《广州人物志》、叶春及《顺德县志》的区著《训蒙三字经》。明代学者郭�(1529-1605年)在《粤大记》中更记录了在著述《广州人物志》时指出《三字经》作者为区适子的黄佐(1490-1566年)“(在1538年末-1539年初)至京，作《六经政要箴》，又更正《训蒙三字经》，欲上之。辅臣不悦，书不果上而止。”[8] (卷24，P724) 这一史实，也为佐证区适子撰述《训蒙三字经》提供了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