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氓》诗婚姻悲剧原因(2)

　　二、婚礼缺失使婚姻得不到支持与保护

　　古代婚姻按照礼法应行六礼，六礼中的第四礼“纳征”即男方向女方送聘礼，这涉及到女方家庭的切身经济利益，《氓》中女主人公是私定终身，并没有收到聘礼这让她的家庭遭受了经济损失。而且婚礼中的六礼都要祭拜祖先，以求得祖先的同意和护佑，《氓》诗中婚礼缺失使他们婚姻丧失了神圣性和约束力。这一切使女主人公很容易成为婚姻的受害者。

　　(一)缺失聘礼使女主人公的婚姻失去家庭的支持和保护。

　　某种程度上，婚姻也是一种经济行为，“遂皇氏始有夫妇之道，伏羲氏制嫁娶以俪皮为礼。”[7]早在原始社会通过财物来获取婚姻权利已成为风俗。人类学家对此说得更明白：“婚姻中出现权利转移的现象常与商品及劳务的交换同步。有时候这种交换仅表现为‘礼物’的形式，送礼是从对方获取婚姻权利的方式，亦是风俗所定。”[8]当时婚礼中的聘礼分为先后两种，先挚(玉帛)后庭实(皮马)。《氓》诗中男主人公虽有“抱布贸丝”的行为，但这并非聘礼，也就不具备聘礼所具有的作用。

　　古代聘礼的第一个作用是补偿女方家庭养育女儿的花费，没有聘礼女方家庭便相当于遭受了经济损失。在古代的宗族家庭中，女方家庭遭受的损失其实就是女子兄弟们的经济损失，这自然会招致自己兄弟们的不满，所以当女方受到婚姻伤害时便很难得到他们的支持和保护。这也是《氓》诗中女主人公因丈夫“二三其德”受到婚姻的伤害，回到娘家得到的却是自己兄弟们的嘲笑“兄弟不知，其笑矣”的原因之一。

　　聘礼的第二个作用是保障女子婚后的权利和地位。没有聘礼，女子就无法保障自己在夫家的权利和地位。[9]在古代，夫妻双方如果离婚的话，通常情况下女方并不归还聘礼，因此离婚对男方来说是较大的经济损失，聘礼的存在可以适当的约束他婚后的行为，不至于随便地停妻再娶。从诗中“自我徂尔，三岁食贫”可以推知男主公并不富裕，聘礼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一笔财产，但正是因为没有给女方家庭聘礼，所以结婚和离婚对他来说都没有任何财产损失的担忧。聘礼缺失使他摆脱了婚姻中经济的约束力，也让女主人公失去了保护。

　　(二)缺失告庙之礼使女主人公的婚姻得不到祖先的认可与护佑。

　　祖先崇拜是上古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观念之一，凡是重要的事情都要告之祖先，以求得到他们的认可与护佑，婚礼也是如此。《礼记・昏义》中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可见，在周代，婚礼不仅是经济行为还是宗教行为[10]。

　　在婚礼的六礼中，每一礼都要举行告庙之礼，以显示婚姻的重要性和神圣性。女子出嫁前要在宗庙习礼并祭告祖先，告知祖先自己将离开宗族，求得祖先的认可与护佑。男方亲迎时也要到女方祖庙祭告，使自己迎娶新娘的行为得到女方祖先的同意。亲迎结束后先祭告男方祖庙才能婚配，告知祖先自己娶回妻子，祈求祖先福佑。新娘婚后三个月要祭拜男方祖庙，庙见成妇，以取得协助祭祀的权力，“妇入三月然后祭行……三月一时，物有成者，人之善恶可得知也。然后可得事宗庙之礼”[11]。取得祭祀男方祖先的权力意味着女方由原来的宗族加入了男方的宗族，并得到男方祖先的认可与保护，在宗教上有了归属。至此，女方获得了男女双方祖先魂灵的认可与护佑，而且获得祭祀的权力，这就确立自己婚姻的神圣性和自己在夫家的宗教地位。在祖先崇拜盛行的周代，告庙之礼使婚姻具有神圣性，婚姻的神圣性具有巨大的约束力，它使男女双方不敢轻易背叛婚姻，这是对婚姻的保护。

　　《氓》诗中男女主人公是私定终身，并没有举行告庙之礼，女主人公既背叛了自己的祖先，也没有被男方的祖先所认可。因此她没有被男方家族所接纳，没有祭祀的权力，不是男方家族的一员，甚至可以说她不是男主人公的妻子，《礼记・内则》中云：“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只有明媒正娶的妻才享有合法的权利和地位，而“奔者为妾，父母国人皆贱之”。于妾而言，她的婚姻并不受到宗教神圣性的保护，男子对她“二三其德”的行为也不因此而受到约束，妾没有权利干涉丈夫与其他女子的交往。同时，女主人公的行为使“父母国人皆贱之”，她失去了再次结婚的可能性，“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只能忍气吞声。可见，告庙之礼对于女主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告庙之礼的缺失使自己的婚姻失去了神圣的保护。

　　综上所述，导致《氓》一诗中女子婚姻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私定终身的违礼行为是导致她婚姻悲剧的直接原因，因为这使她的婚姻失去了社会、家庭和宗教的保护，婚姻的悲剧由此产生。从礼制角度来解读《氓》诗，可以加深我们对诗歌中婚姻悲剧根源的认识，对《诗经》与礼制、宗教关系的理解也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