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周颂·维天之命》(2)

　　此诗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四句说文王上应天命，品德纯美;后一部分四句说文王德业泽被后代，后代当遵其遗教，发扬光大。读者稍加注意，便会发现前后两部分在结构上有所不同。前一部分有一个逆挽，也就是说，今传文句将原该是“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纯，於乎不显”的平行结构在句子的排列组合上作了小小的变化。语义丝毫未变，但效果却很不一样，两个“於”字的叠合，更显出叹美庄敬之意。而后一部分没有用感叹词，作者便任句式按正常逻辑排列，平铺直叙，波澜不惊，在唱出重音——赞颂文王——之后，以轻声顺势自然收束，表示出顺应文王之遗教便是对文王最好的告慰，这样一种真心诚意的对天祈愿与自我告诫。

　　从诗的句式看，此诗中第四句“文王之德之纯”与第七句“骏惠我文王”完全可以压缩成“文王德纯”、“骏惠文王”这样的句式，如此则八句均为四言，整齐划一。《周颂》中不是没有这样纯用四言句的诗章，如《臣工》、《噫嘻》等即是。因为《周颂》中多无韵之诗，可能会有人将这种句式参差与匀整的不同与有无韵脚联系起来，以为有韵之诗句式以匀整为尚，无韵之诗句式以参差为尚;这样看的话未免太绝对，上举《臣工》、《噫嘻》等无韵(江永《古韵标准》谓《臣工》“韵不分明”，语尚含糊)之诗也是齐言句式，就很难以此解释之。笔者以为《颂》诗的句式参差与否，除了语言表达上的需要外，恐怕更多的是合乐的需要。据郑觐文《中国音乐史》说：“《颂》律与《雅》律之配置不同，《雅》为周旋律，《颂》为交旋律。”而阮元《释颂》强调《颂》之舞容而谓其全为舞诗。据此，则《颂》诗的音乐大约因切合舞蹈的需要而旋律变化多一些，句式参差与匀整正反映出其旋律的差异。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笔者不敢妄断，谨以之求质于治中国古代音乐史者。　　至于说此诗的内容，实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颂扬文王德配上天，对其美德顶礼膜拜，正是周公摄政制礼，确定祭祀文王的规格仪轨之后，创作祭舞祭歌的必然主题。而因其言词古直，情意朴素，尚无矫揉造作之弊，令人读来并不致于像读后世千篇一律的祭祀歌辞那样产生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