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关于这首诗的主题思想，历来众说纷纭。概括而言，主要有如下四种：
一是指责严武差点杀害杜甫、房琯。范摅《云溪友议》记载，杜甫一次酒后对严武出言不逊，惹恼严武，差点儿杀害杜甫;此外，房琯也曾因小事触犯过严武，而忧愁成病。李白作《蜀道难》，是为杜甫、房琯的安危担忧。
二是讽刺章仇兼琼。章仇兼琼曾任剑南节度使，向唐玄宗举荐过杨国忠。沈括、洪迈持此说。
三是劝谏唐玄宗往四川逃亡。元人萧士赟认为这首诗是李白初闻安禄山叛乱爆发、唐玄宗向四川逃亡时所作，意在阻止唐玄宗入蜀。他认为，唐玄宗应该为了天下百姓，留守长安，再者，蜀中也并不安全(见其《分类补注李太白集》补注)。清人沈德潜赞同此说(《唐诗别裁集》卷六)。
四是一时感慨，没有特别寓意。明人胡震亨持此说(《李诗通》)。
现在的人们普遍采信当代学者詹锳的说法：抒发功名难求的抑郁之情。他的证据主要是，这首诗跟李白《剑阁赋》和《送友人入蜀》诗内容、句式多有相似之处，为同一时期的先后之作(《李白诗文系年》)。
文学史家探讨诗歌主题思想，乃是职责所系，无可厚非。但是，对一般读者而言，其实没有必要在这上边斤斤计较。因为，诗歌常常是朦胧的，是多义的，对诗歌的解读很难有一个标准答案，也不必拘泥于一端。所谓的主题思想，对于一首内容深刻、丰富的作品来说，未必是重要的。诗歌的主要价值在于审美，包括形象、韵味、意境等，而非思想教育。以《蜀道难》为例，作为任何唐诗选、李白诗选之类书籍皆必不可少的这一首作品，它的价值绝不仅仅限于让我们知道唐玄宗时代功名求取的艰难。相对于这个主题思想而言，铿锵的音节、瑰丽的想象、斑斓的色彩、夸张的语言以及通过这些艺术手法所描写出来的艰难险峻的蜀道景象——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之间有着巨大落差、沟壑纵横的地势地形——显然更为重要。换言之，《蜀道难》主要是一首写景、抒情的伟大诗篇，而不是表达思想、批判现实的教科书。在这一点上，《蜀道难》有点像司马相如的赋，因为语言的大肆铺排、渲染、夸张，它最终的效果是“劝百讽一”。司马相如本意是希望汉武帝行节俭之政的，结果却是，汉武帝读后，“飘飘然有凌云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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