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难》主题之辨(3)

　　笔者在此想从李白前期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来探寻《蜀道难》的主题真谛。根据众多史料记载，李白于公元701年生于中亚碎叶城，五岁时随父定居四川绵州昌隆。少聪敏，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又因生于西域，受其文化影响，好剑术，仗剑任侠，常常“高冠佩雄剑”(《忆襄阳旧游赠济烱马少府巨》)。他一生酷爱宝剑，走到哪里都佩剑在身。读史书，也是最喜欢读那些刺客和义侠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剑是他人生的武器，是他豪情的体现，更是他凌云壮志的象征。

　　开元六年(718年)，李白来到距家不远的梓州，在这里他拜访了一位隐居山中多年的处士──赵蕤，赵蕤不仅学贯古今，而且好击剑任侠，喜各种杂学，尤其对科举之途十分鄙视，称之为误人之途。李白和他一起击剑啸吟，休仙炼道，一起开怀畅饮，笑谈历史，成为一对真正的忘年交。在赵蕤的影响下，李白不仅确立了治国平天下的勃勃雄心，而且坚定了不以科举仕进之途涉足政坛的决心。可以说赵蕤的思想影响了李白一生，也铺就了他后来的充满荆棘坎坷的仕进之途。

　　开元十二年(724年)，当时唐朝正处于开元盛世，盛唐蒸蒸日上的气象激发起李白建功立业的强烈的进取心，李白“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为宋中丞自荐表》)，抱着对前途的美好憧憬，“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踏上探求仕途的道路。他怀揣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星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远大抱负，能够“安社稷”“济苍生”(《梁园吟》)。但由于受赵蕤思想影响，加之自己豪侠放荡不羁的性格，他不愿象多数读书人那样通过科举考试而踏上仕途，慢慢晋升，而是“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希望走一条游说人主，由布衣一举而成为卿相的仕进之路，像当时马周、卢藏那样“以隐求仕”的“终南捷径”。于是他出夔门、临江陵、游洞庭、下金陵、往扬州、历会稽、登越州、访苏州，广泛交游，到处干谒，或求仙访道，或隐逸山林，以培养自己的声望，得到达官贵人的举荐，而实现得到天子征召的雄伟愿望。然而这次出游并没有像他所相像的那样顺利，反而让他更深刻地体验到了人世的炎凉，最后就像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所总结的一样，在这三年里他“悲歌自怜”，“席不暇暖”、“南徙莫从，北游失路”。只好怀着失意困顿的心情于开元十五年(727年)来到司马相如所夸赞的云梦泽──安陆，由此开启了李白人生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也标志着李白第一次求仕之途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