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以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的勇气锐意改革也是令人起敬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面前，在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的国人、尤其是官僚士大夫面前，改革的动作到底是激进好抑或是渐进好?王安石思想竣急，无论是起用新人，还是施行新法，都体现了大刀阔斧的超常风格。而苏轼呢，他并非不主张变革，他只是希望不要太急了，因为法相应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因此，两个人的政见也就凿枘难合。
23、苏轼与高俅
《水浒传》第二回讲述高俅的发迹史，说高俅被董将士转荐到小苏学士处，小苏学士又把他介绍给了驸马都尉王晋卿，此后结识了当时为端王的宋徽宗，最后平步青云，做了太尉。这位小苏学士，应该是鼎鼎大名的大苏学士，就是人人熟知的东坡居士苏轼。宋人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对高俅的发迹言之较详，再结合其他相关资料，知道高俅原本是苏东坡府中的小吏，苏学士见高俅的文章颇具风采，故而很欣赏他。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自翰林院出任中山府知府，便将他举荐给翰林学士承旨曾布，曾布府中属僚本已不少，所以没有接纳，苏轼又将高俅转而荐于驸马都尉王晋卿。高俅在王府中一住就是七年，直到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才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端王。事有凑巧，一个月后，哲宗驾崩，端王即皇帝位为徽宗，高俅受到徽宗的不次迁拜，数年后官至节度使，渐升为枢密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父高敦复升为节度使，兄高伸也借着高俅的势焰，位居显臣之列，其子弟皆为郎官，一门荣耀至极。
再说苏轼由于朝廷内部党争，屡屡遭贬，元祐八年(1093年)，宣仁皇太后崩，哲宗亲政。身为旧党人物的苏轼知道自己的政见为新政所不容，很识趣地自请外补为中山知府。不到一年，政局变得越来越坏，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朝臣弹劾他在担任翰林学士时所作的制词中有讥谤先朝之语，被贬为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市)知州，还没到任，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于惠州。这还不算，没过多久，他被再贬为琼州别驾，居住在昌化军，过着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的艰难生活，直到徽宗即位(1101年)，才遇赦北归，不久死于常州。可以说，高俅飞黄腾达之日，正是苏轼遭遇灭顶之灾之时。此后二人之间尚有何联系呢?《挥麈后录》说：高俅始终对苏轼感恩戴德，念念不忘苏学士奖拔之情，每当苏轼的子孙亲友来京师时，高俅都要亲自抚问，赠以金银财物，以周济其贫。由此看来，苏轼把高俅荐给王晋卿，并非是由于厌恶他轻薄浮浪，恰恰是出于对他才干的欣赏。苏轼一生磊落豪侠，对人从不设防。宋人高文虎《蓼花洲闲录》说：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子由(其弟苏辙，人称小苏学士)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友，子瞻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人世间的事往往就是这样富于戏剧性，苏轼和高俅在政治上见解相左，在人生取向上也大相径庭，可以说完全不是同道之人，然而当苏门子弟贫不能存的时候，恰恰是高俅反过来救了他们的命，使苏轼子侄得以在南宋重振家风，这或许正得益于苏轼一生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他对谁都以诚相待，才使得政敌也为他的宽阔襟怀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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