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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有名的古诗(2)

苏轼 时间:2021-08-31 手机版

  另如《真娘墓》一诗,其中“脂肤荑手不牢固,世间尤物难留连。难留连,易销歇。塞北花,江南雪”六句;《新妇石》中“蝉鬓一梳千岁髻,蛾眉长扫万年春。雪为轻粉凭风拂,霞作胭脂使日匀”四句;《王昭君二首》中“满面胡沙满鬓风,眉销残黛脸销红”两句,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这也正如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所评价的那样,“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

  而苏轼的怀古诗作,同样具有想像大胆奇特,描写细腻生动的特点,如《书王定国所藏王晋卿画着色山二首》其一中“正赖天日光,涧谷纷斓斑。我心空无物,斯文定何间。君看古井水,万象自往还”六句;再如《和李太白》中“寄卧虚寂堂,月明浸疏竹。泠然洗我心,欲饮不可掬”四句;又如《骊山》一诗中“复道凌云接金阕,楼观隐烟横翠空。林深雾暗迷八骏,朝东暮西劳六龙。六龙西幸峨嵋栈,悲风便入华清院。我上朝元春半老,满地落叶无人扫。羯鼓楼高挂夕阳,长生殿古生青草。”十句;《过莱州雪后望三山 》:

  “东海如碧环,西北卷登莱。云光与天色,直到三山回”四句;《神女庙》中“大江从西来,上有千仞山。江山自环拥,恢诡富神奸”四句,同样都运用了大胆的想像与夸张,描写也很细腻生动。不过与白居易比较而言,白诗将笔墨集中在人物身上的更多一些,而苏诗则集中在周围相关景物上面的更多一些。而将笔墨集中在人物身上,尤其是在涉及女性题材时,白居易自然更容易受到“近亵”之类的指责;将笔墨集中在周围相关景物上面,则可以有效避嫌,避俗。苏轼对白诗最熟悉不过,是否有意以此避嫌,笔者不敢妄加揣测,但其中应该有一定关联。这从白、苏二人关于女性题材的怀古诗作的比较中,从苏诗尽量不将笔墨放在人物身上这一点,可以看出端倪。

  二、 二人怀古诗作艺术风格的不同之处

  白居易与苏轼二人怀古诗作艺术风格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用典的多少。

  众所周知,白居易的诗作由于强调补察时政的作用,所以重写实,尚通俗。用典不多。这在上文白居易关于君王治国题材的怀古诗中,可以找到有力的证明。当然,也正是由于白居易这样的一贯风格,也才使得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长恨歌》的艺术风格备受关注。其实,作品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是白居易作为一位文学大家的特点,他将自己的诗集加以细化分类,不同题材、不同风格表现不同的主题。

  而苏轼,大量用典的突出特点,既成就了他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使得他与后继者辛弃疾等宋代文人,饱受后人指责,掉书袋,两脚的书柜等恶评不绝于耳。对于此种情况,应辩证看待。苏轼本身就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加上他的天才般的.博闻强识与笔下才力,使得他能够对众多典故信手拈来,随意挥洒,举重若轻,不着痕迹,甚至是一些生僻的典故,也能诗兴所至,任意驱遣,遂令一些读者难望项背,不知所云,留下了很多的阅读障碍,不满之意也油然而生。如《骊山》一诗中“可怜吴楚两醯鸡,筑台未就已堪悲。长杨五柞汉幸免,江都楼成隋自迷。由来留连多丧国,宴安鸩毒因奢惑。三风十愆古所戒,不必骊山可亡国”八句,就是典型代表,中间依次运用吴楚、汉代、隋朝的典故,甚至用了颇为生僻的“三风十愆”的典故;又如《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地属金山,故作此诗与金山长老》中“东方先生好自誉,伯夷子路并为一。杜陵布衣老且愚,信口自比契与稷。暮年欲学柳下惠 ,嗜好酸咸不相入”六句,顺势举出东方先生、伯夷子路、杜甫、柳下惠等几人的典故。所以,清人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批评道:“人讥西昆体为獭祭鱼,苏子瞻、黄鲁直亦獭耳。……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这一批评明显出语过激,有失公允,苏轼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中的地位,早有定论,王夫之之言仅作一说。

  大量用典,使得苏轼的怀古诗作在表达上更显含蓄蕴藉,更见文学性与艺术性,更见作者胸中底蕴。至于显摆炫耀,逞才使气,晦涩难懂,则是见仁见智。若因自己读书有限,识见不广,一时无法理解其意旨反倒迁怒于作者,自然也有狭隘、不当之处。金无足赤,事无完美,偶有微瑕,瑕不掩瑜,仍当客观评价,理智判断,而不能意气用事,一叶障目,全盘抹杀。

  苏轼的大量用典,同时也是宋代文人以学问为诗的典型体现。如苏轼《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一诗中,一句一典,依次调用维摩诘得疾曰示疾,谢灵运醉心于山水,魏文帝追寻长生不老药,卢仝吃茶七碗而两腋生风四个典故,虽为戏言,亦见其饱读诗书,文思泉涌,对历史典故信手拈来之畅快。

  同时,白居易与苏轼二人的怀古诗在诙谐色彩方面也有着明显区别。白居易的怀古诗也带有一定的诙谐色彩,如《〈王昭君二首〉其一》中“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两句,《〈王昭君二首〉其二》中“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两句,皆体现了白居易怀古诗幽默诙谐的色彩。而苏轼的怀古诗,幽默诙谐之处更是比比皆是。如《〈骊山三句局〉其一》中“辛苦骊山山下土,阿房才废又华清”两句,《〈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五首〉其三》中“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两句,《读〈开元天宝遗事〉三首》其三中“破费八姨三百万,大唐天子要缠头”两句,均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诙谐、幽默的特点。

  将二人带有幽默诙谐色彩的怀古诗加以梳理比较,不难发现,诙谐的天成与否,诙谐的色彩的浓与淡,成了二人怀古诗的明显区别,即白诗的矫饰感较重,诙谐的色彩较淡;而苏诗则难有矫饰感,诙谐色彩浓重。究其原因,不难发现,个人性情与才情有别应该是其中主要原因。正如周国平先生所言,幽默源自人生智慧,幽默同时还是一种才能。三、二人怀古诗作对后世的影响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二》中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而白居易却对自己的“千秋万岁名”满怀信心。他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中说“世间富贵应无份,身后文章合有名”.明人胡震亨在《唐音癸签?谈从一》中评价道:“唐诗人生素享名之盛,无如白香山。初疑元相白集序,所载未尽实”,后“信之”,并“因叹此老得名至此,岂不折尽一生福来”.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也记载,新罗宰相愿以百金换一篇。应该说,白居易因为拥有了《长恨歌》、《上阳白发人》、《李夫人》这样几首迎合了世人审美需求的怀古诗作,使他的怀古诗在对后世的影响上,要明显超出苏轼。  因为《长恨歌》所产生的影响力,就连白居易自己生前也感到出乎意料之外,唐宣宗李忱也在《吊白居易》中称赏:“童子解吟长恨曲,牧儿能唱琵琶篇。”但这不等于说苏轼的怀古诗作对后世影响甚微,只是缺乏如《长恨歌》这样的扛鼎之作,虽令人惋惜,却不能苛求与古人。如苏轼的“和陶诗”就创造了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作为中国古代最具人格魅力的文人,以其天才般的笔触,达到了如清人叶燮所说的“开辟古今所未有”的境界。

  综上所述,白居易与苏轼两位诗坛巨擘,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都早已如皓月当空,辉映万里,令无数后人为之沉醉,为之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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