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轼与王安石亦敌亦友说
苏轼与王安石亦敌亦友的观点是当前比较主流的看法，亦敌亦友的落脚点是在后面这个“友”字上，这表现了他们在某些方面的共同点。持有这一派观点的学者是在反驳至死不和的观点下发展出来的，他们认为虽然苏轼和王安石的政见不同，但那只是对于改革所用的方法不同，其实都是殊途同归的，此外，这一批学者认为苏轼与王安石对于彼此的才气还是非常欣赏的，尤其到了晚年他们两人对于佛学都颇有造诣。元丰七年(1084 年)，在苏轼黄州获赦之后去常州之前专门去了一次金陵和王安石见了一面，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这应该是苏轼与王安石最后的一次见面了，他们共同游玩了好几天，聊了很多，应和之作也留下不少。
打响亦敌亦友说第一炮的这位人物就是朱靖华。他早在1981 年的青海社会科学刊物上就发表了一篇名为《苏轼与王安石、司马光的异同———兼论当前评价苏轼的几个问题》的论文中，谈到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时候，就认为苏轼与王安石变法的关系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完全敌对关系，仅仅只是同一个派别、歧见之争，是变革方法上的分别，并不对立。
接下来，刘乃昌老师在1982 年出版的著作《苏轼文学论集》中也认为“苏轼同王安石的关系，有牴牾，有接近，情况是较为复杂曲折的，他们在对变法改革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但未由此演为互相攻击，却始终保持了友谊，并能在学术、文章上相互磨砺和推崇。”
而对于以上两位老师保持相同观点是名为《苏轼与王安石变法》1984 年发表在华中师院学报第2 期的夏露，对苏王之间的关系，她更加推进了一步，认为王安石在王安石变法中既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挽狂澜于既倒的胆识和才华，也有雷厉风行的实际行动，而苏轼则是深思熟虑，稳妥周全。这是说明他们两者对于改革问题处理起来的风格不同，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他们是宋代积弊的清扫者，同时又是宋代腐朽政治的牺牲品，政治上的悲剧性质是相同的。”
到了2001 年，浙江大学的刘成国在抚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上发表的《王安石与苏轼关系新论———兼论宋学流变中新学与蜀学之争》中谈及苏轼与王安石关系问题，说苏轼“对于一年之前的金陵相会,诗人在不经意中流露出淡淡的留恋、缅怀,从而使诗歌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漠漠的伤感与怅惘的色调。”也就是苏轼对于这一段金陵相会还是颇为留恋的，作者引用苏轼的诗作《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二首》来说明苏轼对王安石还是有一丝哀悼情绪在里面的。
2010 年，喻世华的《千秋功罪任评说———苏轼与王安石关系及其评价的审视》中的结论也颇具特点。他认为“苏轼、王安石在思想、文化、政治、性格方面的分歧是全面而深刻的，再加上他们曾经有过的芥蒂，他们可能是知音，但绝不是朋友。”他还说，仅凭元祐三年(1088 年)十二月在奏议中对王安石的批评来证明苏轼对王安石一直怀有怨恨是不足为凭的。
最后，吉林大学的刘森同学在其2012 年的硕士毕业论文《苏轼与王安石政治关系研究》里认为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友好关系到王安石晚年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水准，文中说：“在元丰七年左右，苏轼与王安石之思想，达到二人交往纪录中的最高契合，二人之交往友来亦达到了历史最高峰，非但是私交，便是政治关系二人亦达到了一种空前的和解，故二人之友谊是真友谊，是无可怀疑的。”
综上所述，对于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除了政治改革方式上的差异之外，无论是人品，精神，个人素质涵养，艺术修为等等一些因素方面来看，两人都非常欣赏对方，把对方视作自己的知己，终身的好友，借用周本淳老师《略论王安石苏轼友谊的基础》一文中提到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两人的友谊经得住死生的考验”。 三、总结
总之，要讨论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这其中既要看到他们的对立因素，也要看到他们都渴望积极推行改革的心情，因为北宋存在的重文轻武的国策，使国家积重难返，陷入非常被动的窘境当中，既没有钱支持国家，又要一次次的靠进贡邻国来取得暂时的和平局面。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强国，但是王安石所站的立场是国家，而苏轼所站的立场是人民，这就是这两位政治人物之间最为根本的区别。笔者相信，无论是苏轼与王安石的至死不和说也好，亦敌亦友说也罢，都是为了说明他们两个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同时，只有搞清楚他们两者的关系，才能找到深入研究北宋党争的钥匙，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相信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研究问题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之上一定还会有一个较大的突破口，如在新文献的发现上，在两者已有文献的重新解读上在后期的党争之中运用逆推法来研究苏王两者的关系。笔者相信，苏王关系问题会一直是一个北宋文学苏轼研究的一个热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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