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歌略鉴范文(3)

二、羁鸟归林——田园生活追求时期

　　陶渊明自二十九岁初仕到义熙元年（405）十一月辞彭泽令归隐，十三年的仕途坎坷，使他不仅饱尝了仕途的痛苦，而且也看透了官场的腐朽，所以在长期的出仕与归隐的思想矛盾与斗争之后，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归隐的道路，并从此不再出仕。

　　陶渊明在居田前期其主导思想还是儒家思想。“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便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正如王廷箴先生所说：“陶渊明的一生是为实现‘大济苍生’的志愿而奋斗的一生。”⑼陶渊明从出仕到归田，只是改变了他实现志愿的途径，而没有改变志愿本身，他是以另一种方式，即赋著诗文表达他的理想与追求。因此，陶渊明的归隐只是在“邦无道”的时代和社会中“独善其身”，顺应自然。陶渊明怀着眷眷用世之志走入社会，我们仿佛看到了他急切的脚步，感受到了他躁动的心跳。然而，诚如范文澜先生所言，这是一个“杀夺而滥赏”的社会，“统治集团中人得失急骤，生死无常，心情上表现紧张与颓废……”因此，兴冲冲步入仕途的他不免碰壁，产生了矛盾与麻烦，在矛盾无法协调时，便开始了痛苦的转换。在断断续续做了十三年官以后，他终于辞官归田了，这暂时满足了陶渊明“质性自然”的个性要求。关于辞官的原因，他的藉口是“程氏妹丧于武昌”，后人则以为是耻于束带见督邮，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千古以来流为佳话。实际上其辞官深层原因是其质性与官场不和。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明确指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

　　陶渊明之所以会选择了异于传统士大夫的生活状态，主要是因为他的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中国传统士大夫往往把社会责任、道德操守看成比生命还值得宝贵的东西。依据传统儒家观点，生命会消失，而“立德、立功、立言”乃人生之三不朽。在儒家原典哲学中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人最大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有义，而这义便是符合封建秩序的道德概念。在儒家思想主导的理性主义传统下，个人价值绝对处于集体价值之下，而所谓的感性追求更是不能得到认可的。生命意识则是指不带道德预判的一种价值观，一种人格追求。生命意识首先不是在陶渊明那里觉醒，但是却是最早在陶渊明的那片田园上蓬勃的生长。

　　（一）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生命意识的觉醒

　　乱世惜命短，早在汉乐府诗歌里，对生命的眷恋与惋惜已经出现。对儒家的道德预设的价值观进行了初步的颠覆。例如《薤露》与《蒿里》是汉代流行的丧歌，送葬时所唱歌曲，都仅录在相和歌辞中。《薤露》全诗如下：“薤上露，何易唏，露唏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这首诗认为人的生命短暂，不如草上的露珠，露水干了大自然可以再造，人的生命却只有一次，死亡使生命有去无归，永远消失。这首乐府诗歌本来是为田横及其六百壮士为义而死的故事写的，但是所表达出的却不是对他们道德操守的称赞，而是对生命消亡的悲痛。《蒿里》把死亡描写的更为凄惨：“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贤人愚人不过是世俗的价值标准而已，相对于生命本体而言，并没有什么差别，这儿就体现了一种生命意识的觉醒，对儒家所一贯强调的道德伦理的一种怀疑，但是汉乐府的诗歌不过是鲜明的表达了乐生恶死的愿望的，它主要是以泛咏的方式体现了对生存状态的一种价值观上的否定，而并未参与到中国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个人人格的自觉建构中来。但是朝露的意象却从这儿传承下来。朝露就主要代表着人生的短暂和珍贵，以及由二者所形成的无可奈何的生命情感。但是在汉魏诗人那里，在建安风骨之下，朝露所体现出的一种珍贵生命的意识，依然被压抑在德性之下。例如曹操的那首著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开头纯粹是感叹人生之短暂，而以下四句其实已大有深意焉。“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绝不是因为上文对生命珍惜的情感而发，而是与下文相照应的“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这一切都表现了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招贤纳士以实现自己心中的社会理想，然而光阴如箭，事业未竟，其于外在功利的焦虑迫切比对于生命本体的关怀留恋更为主要，这也是所谓“建安风骨”的一种体现，这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学政治乐感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汉魏以来，对生命的价值发现或者停留于民间留恋生命的泛咏之作上，或者被压抑于诗歌中的德性主体之下。但一种新的性情的产生，一种人格质变已经不可阻挡。同上《饮酒》其三，诗人对“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进行一种价值的批判，世间名不过伴人一生，而一生又能有多久，“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不如饮酒纵情，不为尘世的价值观所羁累，自得人生的真趣。

　　（二）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表现于价值选择

　　陶渊明诗歌《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有这样的句子，“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人生道上，孔孟所提倡的价值观都是仁义先行，而陶渊明却认为人生之道，首先理所当然的是穿衣吃饭等满足生命存在所必须的生活资料。“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这儿是不带有任何社会道德的对人生价值上的一种取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志”的改变，是社会责任的放弃与生命意识的一种持守，由道至贫体现出了一种价值观的重选。表现在诗歌中，如他的《责子》诗：“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诗书。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三十，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桃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五个儿子，懒惰顽皮，不好诗书，而“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的诗人却不去苛责他们。时运的艰辛，已使得诗人认识到儒家所追求的社会理想人格理想没有了实现的可能。“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于是诗人安然自得的称“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这儿所鲜明体现出的价值取舍与儒家正统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孟子在《尽心下》里有一段论述：“口之于味也，目之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曰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通过人的感官享受的不能实现和仁义天道规定为人的天性，于是感官享受的能否实现就成为了外在于人的命运，而社会性的仁义道德就成了内在于人的本性。这是性与命的置换，也是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角色的置换。而本诗中，“懒惰无匹”、“不爱文术”、“不识六七”、“但觅梨栗”的诗句所表现的价值取舍，却与之截然相反。诗人并不以之为患，而认为天运如此，自尽其酒。“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不管生死都与世无碍了。陶渊明觉醒的生命意识是他在诗歌中常常会表达出一种取舍殊异的价值观。有美酒，有秋菊，自忖人生的真意就在于不违拗自己的性情，不屈就自己的人格，他放达的自足于自己的生命状态。因此还作了几首《拟挽歌辞》以明心志。例如其二：“有生必有死，早终非明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未得足”，在世时的荣辱只不过是外在于我的空名，人生的追求无非是要自我性情的协调。这种淡泊自足的价值目标自然不同于儒家人格追求功名，社会责任时刻萦绕于心的特征。虽然正如前述，陶渊明的性情依然有些不协调，依然有未曾忘却的士大夫的责任感，常常需要饮酒忘忧，但是他毕竟实实在在的以他的人生实践营造了中国传统文学里一方别致的审美天地，一种有别于政治乐感的自然气息强烈的充塞于他的诗歌作品中，他的作品中出现了一个淳朴任真的活泼泼的生命主体，他的痛苦和欢乐都去除了那种焦躁的政治色彩。

　　鲁迅曾经这样评价过，“陶渊明正是因为并非浑身都是‘静穆’的，所以才伟大”。陶渊明以他强烈的生命意识在中国古代诗歌领域中开辟了一方别致的审美天地，但是他的诗歌中并非全都是宁静淡远的。他的生命意识并未充分人格化，因此他的性情在出处之间依然有着很强程度的张力，虽则他的生活状态是完完全全贴近自然的隐居方式，但是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多可以看出他那痛苦的心灵。酒的意象主要是忘忧和纵情，他的诗歌中几乎篇篇有酒，但却很少有醉。菊是属于他的独特而深刻的淡泊意象，在使用比例上却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在表达性情上有着不太相同的内容，自然向我们提示出了作者所具备的那种人格状态。再多的酒也无法彻底忘却功名的阻隔，人生的短暂；再少的菊也可以让人难忘他那性情的自得，生命的悠然。陶渊明首次摆脱了德性主体的儒家人生状态，而以本真朴实的生命主体的面貌出现。他的痛苦与坚守之下的隐逸人格，丰富了传统士大夫的人格内涵，也为传统人生价值取向上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和开辟，正如他在《归去来兮辞》里所言，“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理想人格的道德主体和心灵本位的双方面充实，从陶渊明这里开始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