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集》前言(2)

　　(一)题材选择的独特性

　　陶诗在题材的选择上，具有确定性和一贯性，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这对于陶诗风格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歌颂田园，反映躬耕

　　今存陶诗中，属于田园诗的约有三十首左右，数量不算多、但它却成了中国古代日园诗的奠基石，揭开了中国诗史上新的一页。

　　家乡美丽的风光，陶冶了陶渊明童年的心灵，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特别是当他置身于仕途之中时，那恬静、幽美的田园与污浊、黑暗的官场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尘。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在仕途的坎坷遭遇之后，他又重新扑入了田园的怀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少无适俗韵”)一诗，便是他当时心灵的写照。脱离了“尘网”，冲决了“樊笼”，阔别已久的田园故宅又展现眼前，诗人内心的无限喜悦，就在那历数一草一木中得到充分体现。平静安宁的气氛中，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秧。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同上其二)：“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饮酒二十首》其五)。野外田园，无世俗之交;穷巷虚室，无杂尘之念。对田园风光的极力歌颂，正反衬出世俗、官场的污浊黑暗……

　　不同于一般的诗人，陶渊明是亲身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的。早在元兴二年(403)，陶渊明离职居丧时，就有了参加生产劳动的体验，当时写有《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后从四十一岁弃官归田，直到六十二岁去世的二十多年中，他是“躬耕未曾替”(《杂诗》十二首其八)。如其《归园田居》五首其三(“种豆南山下”)、《杂诗》十二首其八(“代耕本非望”)《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等诗，对他躬耕自资的生活均有集中的反映。陶渊明以极大的热情歌颂田园生活，使他的诗不仅在当时“独超众类”(萧统《陶渊明集序》)，而且对后世更有着深远的影响。

　　2、歌颂隐者，赞美贫士

　　在经过了长期的出仕与归隐的矛盾之后，陶渊明最终还是走上了独善其身的道路。“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诅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二十首其九)，独自保持高尚纯洁的节操。正由于当时“举世少复真”(同上其二十)，他也只有从古代的达人隐者之中寻求知音，以表现自己“有志不获骋”的愤世之情和不为世俗所染的高尚节操。这样以来，陶渊明笔下的达人隐士便大批地出现了：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庚戊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遥谢荷ò翁，聊得从君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撰田舍获》)

　　路若经商山，多谢绮与角。(《赠羊长史》)

　　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饮酒二十首》其一)

　　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同上其二)

　　长公曾一仕，终身与世辞。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同上其十二)

　　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同上其十六)

　　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拟古九首》其三)

　　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同上其八)

　　此外，在《述酒》、《咏二疏》、《读史述九章》、《扇上画赞》等作品中，就以更集中的篇幅来为达人隐士高唱赞歌，以表达自己的情怀和志向。在陶渊明之前的诗人中，有些不得志的诗人如阮籍、嵇康、左思等人，虽也偶尔引此类达人隐士为同调，但并没有形成这种具有确定性和一贯性的诗歌题材。

　　陶渊明归隐之后，尽管在精神上得到了一些自我慰藉，但在物质生活上，则日益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杂诗)十二首其八、《乞食》、《有会而作》等诗中，对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均有集中的反映。但他却甘愿抱贫守拙，并从古代的贫士那里找到了精神寄托。“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有会而作》)。因而，陶诗中以歌颂贫士为题材的作品，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咏贫士》七首组诗中，诗人就以极大的热情对贫士加以歌颂。诸如荣启期和原宪不慕富贵。安贫乐道;黔娄不求名利而衣不蔽体、终身贫贱;袁安困于积雪，阮公拒贿弃官，然能以食草为甘味，道义胜而心欢然;张仲蔚心地耿介而隐处蓬蒿;黄子廉辞宫归隐，虽生活贫困而能坚守节操等等。陶渊明正是把这些贫士作为效法的榜样。在《饮酒》诗中，陶渊明也每每称道：“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其二)：“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其十一)：“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其十八)。在他所歌咏的每一个贫士的身上、我们似乎都能明显看到陶渊明的影子。清代邱嘉穗在《东山草堂陶诗笺》卷四中说：“余尝玩公此下数诗(按：指《咏贫士》第二至第七首)，皆不过借古人事作一影子说起，便为设身处地，以自己身分推见古人心事，使人读之若咏古人，又若咏自己，不可得分。”陶诗以此为题材，正是为了突出地表现自己高尚的节操，并以此而自我慰藉。而如此大量以咏贫士为题材的诗歌，在陶渊明之前也是不曾有过的。

　　3、为悲剧英雄高唱赞歌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陶渊明陷入极度的苦闷之中。“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十二首其二)。他抚今追昔，感慨生平，忍受着内心的苦闷与煎熬。在现实社会中，就实现理想抱负而言，陶渊明可谓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而为那些悲剧性的人物高唱赞歌，则又是陶诗在题材选择上的一大特点。

　　《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九，歌颂夸父逐日的英雄事迹。夸父为了追求光明而不屈不挠、顽强斗争的精神，正是诗人早年“抚剑独行游”的自然发展，也是陶渊明晚年心目中理想的化身。诗人接着又在第十首中，热情歌颂了精卫和刑天至死不屈的顽强意志和斗争精神，抒发了诗人内心的慷慨不平之气。如果说夸父。精卫和刑天都还是神话中的悲剧英雄的话，那么。历史上的荆轲则是人间的悲剧英雄了。陶渊明《咏荆轲》一诗，突出地表现了荆轲的英雄气概，“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百万，逶迤过千城”，把英雄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写得淋漓尽致。诗人最后仰天长叹：“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诗人对荆轲的无限同情，正说明自己也同样是“奇功”不成，以悲剧而退身的。不平之气，愤然而出。甚至朱熹也认为此诗“露出本相”(《朱子语类》卷一三六)。由此亦可见出陶诗在题材选择上的倾向性和一贯性。

　　4、寄酒为怀

　　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和王瑶先生的《文人与酒》等文章，曾对包括陶渊明在内的魏晋时人饮酒的原因和目的作过十分精辟的论述，兹不赘言。需略加强调的是，陶渊明一生饮酒不止，并非只为避祸全身，而在更大的程度上，一是排忧解闷，借酒浇愁;二是借酒为题，抒发怀抱，正如萧统所言：“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陶渊明集序》)如《饮酒》组诗中，涉及到社会黑暗的就占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陶渊明处在晋宋易代之交，他把政治上和生活上的感慨，以及内心的矛盾与痛苦，都总归在《饮酒》这个题目之下，最后说：“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其用心之苦，是显而易见的。而大量的、以酒为题材的诗歌，也是从陶渊明这里开始的。　　(二)表现手法的独特性

　　陶渊明的诗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不仅广泛汲取了传统的优秀成果，而且更有新的创造，充分显示出了自己的特色。

　　1、白描勾勒，写意传神

　　陶渊明的诗歌，无论是对田园风光、自然景物的描写，还是对人物的刻画，总是善于捕捉最具特征的东西，以白描的手法，加以随意的神貌点染，并把自己深刻的生活感受和思想情怀融进艺术画面。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