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段，主要写了他“归去”后对于自己余生的感慨。大致包括两个方面：
1、他决然与过去的官场生活告别，彻底放下世俗的营求，委心自任，让余生回归本然。(“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
2、他要过合于他本性的自在、自由、自任的生活，或良辰独步，或拄杖稼穑，或登高长啸，或临川赋诗，总而言之，他将决然这样度过自己的余生：顺应自然，乐天知命。(“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以上是对于《归去来兮辞》的逐段分析。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作者反复强调的是“归去”(辞官回家)的高兴与惬意。他辞官后，过的是轻松自适的世俗生活，与家人团聚，与邻里来往，绝不像那些与世隔绝的隐者。因此，说他是隐士，很不恰当。
至于说他“厌恶官场，傲骨铮铮，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云云，更是无从谈起。作者为什么辞官，他在诗中没有提及半个字，整首诗中，也找不到他对于社会、世俗、官场的任何不满，有的只是有违自己本心的悔恨，以及迷途知返的庆幸。而且，从诗中看，陶渊明对于社会，非但没有表达不满，反而还有感激之意，这就是“世与我而相违”一句。这一点在“并序”中深有印证：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
显然，做官是陶渊明的无奈选择——“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他必须养活一大家子。为了养家，经过亲友的提醒，他自己也有做官的想法，所谓“故便求之”就有这个意思。他任为彭泽令，明显得到了“诸侯”和家叔的帮助，而且运气不错。对于他们的帮助，他怀有感激之情：“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序言里的这一笔，我想是“世与我而相违”一句的最好印证。
当然，说到辞官原因，本诗“并序”中说得较为清楚，这就是上文引述的剩余部分：
“ 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从序文中看，陶渊明的辞官，是因为做官与他的“爱丘山”天性相抵触，甚至到了“饥冻虽切，违己交病”的程度。也就是说，哪怕受冻挨饿，陶渊明也要辞官归去，因为做官实在让他身心痛苦。面对饥冻之切和违己交病的两难抉择，他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做官有愧自己的“平生之志”，这就是作者对于辞官原因的陈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面这段“并序”中，有一句话值得特别重视，这就是：“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这一句道出的事实是：陶渊明过去多次出去做官，都是迫于自己的生计。这跟他最后一次去做彭泽县令，目的毫无二致。至于他的多次辞官，很可能正如他自己所说，“性本爱丘山”，也就是说，陶渊明既无做官的兴趣，很可能也缺乏做官的天赋和能力，因为《晋书·陶潜传》里说》：他初次担任“州祭酒”时，因为“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他天生就该是个农民。
不过，关于陶渊明的辞官，也有“畏罪”一说。有人说，陶渊明为什么见督邮要来就跑，是因为他有经济问题，说先前他的任职拿的是死薪水，养不活家人，自己的酒钱更是没有着落。现在是县令，是实实在在的地方官，有公田之利，还可能有灰色收入，甚至有贪财纳贿的嫌疑，不然怎么可能从“瓶无储粟”一下子就“有酒盈尊”?怎么可能家里会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做了几个月的县令，他终于解决了余生的生计问题。又说他已有足够的官场经验，先前一定经接待过上面来的官员，懂得官场过规矩和礼仪，怎么偏偏一见督邮就跑呢?督邮是什么官?他是州郡一级的监察官，相当于现在的上一级的纪委书记。又说他虽说“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但他实际并未去武昌奔丧，而是直奔家里，云云。这确实有点意思，不过，仅供参考 ，希望不会破坏陶渊明老夫子在我们心中的形象。
总而言之，《归去来兮辞》中的陶渊明，是"归"，不是“隐”;是引而退，不是退而隐;是“委心而归”，不是“愤世而隐”。陶渊明的实际情况与现行教材、教参对他评价有很大不同。一直以来，我们的教学是否有太多的教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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