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归隐的真相(2)

　　这段序文意在表明：

　　(一)做官是为了解决生活的困难，挣点钱花，因为他实在是太穷了;

　　(二)出任彭泽令是自己主动求官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他托了族叔陶夔的关系向“诸侯”求情。袁行霈先生说“家叔以余贫苦”的“苦”是“告”的讹字，极有见地，这正是校勘学所谓“理校”之法的妙用，而那位“诸侯”正是“告”的对象。按照现在的干部选拔制度，这种“走后门”的行为是典型的违法乱纪，但在六朝时代却是惯例。所以从表面看，陶公此举实在未免俗气，与其不愿束带面见督邮并因而辞官的血性之举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但令人诧异的是，诗人居然坦诚地公开了自己谋官谋位的行为，所以其中必然另有隐情(说详下文)，我们不可遽下结论;

　　(三)之所以请求作彭泽县令，是因为大规模的战争刚刚停止，天下还不太平，自己不愿远离故土，而彭泽县离家乡寻阳比较近;

　　(四)作县令的好处是可以利用公田种粮食酿点酒喝;

　　(五)当官毕竟是违背自己本性的，所以感到不舒服，这是辞官的精神原因;

　　(六)正好赶上妹妹(嫁给武昌程氏，所以称为“程氏妹”)的丧事，所以就“自免去职”了，这是辞官的客观原因;

　　(七)“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表明在他担任彭泽县令期间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至于督邮下来巡视的事他根本就没提。

　　我们仔细审视诗人交待的这些情况，可以肯定其所述辞官归隐的种种理由都很难成立。试想：如果上级领导下来检查工作就辞官，如果自己感到行动不自由就辞官，如果有亲人去世需要奔丧就辞官，天下还有官吗?事实上，我们看陶渊明在担任彭泽县令期间的表现，可以发现与其说他是在做官，不如说是在表演，尤其是和老婆商量种地的事，没有他本人的广泛宣传，他人如何得知?如何能够进入历史学家的笔下?如果这不是陶渊明故意施放的刘玄德种圃灌园式的政治烟雾，那就意味着他是求田问舍的许氾了——但是，八十多天后他便离开他和妻子精心伺候的土地——那三顷公田本来就不归他们夫妇所有!我们不妨对比一下《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关于魏晋易代之际的著名诗人阮籍的记载：“及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鄣，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

　　显而易见，陶公之求为彭泽县令不过是阮籍故事的翻版而已。但是，这绝不是王子猷种竹式的名士风流，而是在政治高压之下岌岌可危的人生命运中的良苦用心和巧妙安排，是一种调节、缓和人事关系的特殊方式。而他所说的为贫而仕，实际上也是掩人耳目的言辞，意在消弭当朝权贵对他在政治上的警觉。因为陶渊明早年在政治上很有抱负。他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历数古代贤士的不遇，也寄托了深沉的政治感慨。因此，陶渊明的出仕，尤其是投身于桓玄幕府，主要是政治选择的结果，在当时，他认为晋朝必败，桓玄必胜，其政治前途是一片光明的，故有此种选择;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桓玄集团会被刘裕消灭，由此他仕于桓玄的经历就构成了一个严重的“历史问题”。袁行霈先生在《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一文中指出：“陶渊明先后出仕共计五次：第一次起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军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任彭泽县令。……第五次任彭泽县令，仅八十余日。即赋《归去来兮辞》，永归田里。求为彭泽县令这件事本身就是退出仕途的准备，而这八十余日他已脱离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而过去多数研究者大都认为，陶渊明第三次出仕是做了刘裕的镇军参军，第四次出仕是做了刘敬宣的建威参军。如此看来，陶渊明的政治选择是复杂多变的，简直就是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塑造的葛里高利——一个在历史的阵风中飘摇不定、昏头昏脑、乱杀乱砍以致最后一无所成、一无所有的小人物。在东晋末年的混乱政局中，看风使舵的人物所在多有，但是，他们并非葛里高利式的“傻哥”，而是善于捞好处捞便宜捞资本的投机分子——具有清醒的理性的聪明的头脑，故能够随着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和此长彼消而虚与委蛇，机捷多变，或与时俱进，或与时俱退，辗转腾挪，游刃有余，如著名的寒族出身的文人傅亮就是一个典型。《宋书》卷四十三《傅亮传》：“傅亮字季友，北地灵州人也。……亮博涉经史，尤善文词。初为建威参军，桓谦中军行参军。桓玄篡位，闻其博学有文采，选为秘书郎，欲令整正秘阁，未及拜而玄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