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登飞来峰课件(2)

　　三、诵读诗歌，感悟哲理。

　　1、解读1、2句。

　　幻灯出示：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1)指名读诗句。

　　(2)理解词语。

　　寻：古代的度量单位。八尺为一寻，“千寻”极言塔高。“千”在这里不是实写，是指多。如我们学过的“飞流之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白发三千丈，缘愁是个长。”在这里诗人运用了什么样的表现手法?

　　闻说：听说。

　　鸡鸣见日升：传说。站在塔上，五更天鸡叫的时候就看见太阳升起。

　　(3)词语的意思理解了，谁能说说整句诗的意思呢?(同桌互相说、指名说)

　　(4)想象太阳升起时的美景。

　　师导：此时，诗人就站在飞来峰高高的塔上，想象看到了这样一幅美丽的情景。(出示：日出时的插图)发挥你的想象，说说你仿佛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看到了这样的美景，你能用几句话描述当时的景象吗?

　　延伸阅读：

　　登飞来峰

　　(北宋)王安石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作品鉴赏

　　《登飞来峰》为王安石30岁时所作。1050年(皇祐二年)夏，他在浙江鄞县知县任满回江西临川故里时，途经杭州，写下该诗。这首诗是他初涉宦海之作。那时年少气盛，抱负不凡，正好借登飞来峰发抒胸臆，寄托壮怀，可看作万言书的先声，实行新法的前奏。

　　第一句“飞来峰上千寻塔”，八尺是一寻，千寻塔是极言塔高。第二句“闻说鸡鸣见日升”的“闻说”，就是“听说”。作者说：我登上飞来峰顶高高的塔，听说每天黎明鸡叫的时候，在这儿可以看见太阳升起。第三、四句写自己身在塔的最高层，站得高自然看得远，眼底的景物可以一览无余，不怕浮云把视线遮住。“自缘身在最高层”的“缘”，当“因为”、“由于”讲。人们不要小看这首登高游览的小诗，它体现了诗人的理想和抱负。

　　鸡鸣看日出是很壮丽的景致。在北宋仁宗时候，国家表面上平安无事，实际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一天比一天尖锐起来了。王安石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他怀着要求变革现实的雄心壮志，希望有一天能施展他治国平天下的才能。所以他一登到山岭塔顶，就联想到鸡鸣日出时光明灿烂的奇景，通过对这种景物的憧憬表示了对自己前途的展望。“不畏浮云遮望眼”这句看去很浅近，其实是用了典故。西汉的人曾把浮云遮蔽日月比喻奸邪小人在皇帝面前对贤臣进行挑拨离间，让皇帝受到蒙蔽(陆贾;《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唐朝的李白就写过两句诗：“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见《登金陵凤凰台》)意思说自己离开长安是由于皇帝听信了小人的谗言。王安石把这个典故反过来用，他说：我不怕浮云遮住我远望的视线，那就是因为我站得最高。这是多么有气魄的豪迈声音!后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时候做了宰相，任凭旧党怎么反对，他始终坚持贯彻执行新法。他这种坚决果断的意志，早在这首诗里就流露出来了。这首诗和唐朝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这首诗的第一句，诗人用“千寻”这一夸张的词语，借写峰上古塔之高，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诗的第二句，巧妙地虚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表现了诗人朝气蓬勃、胸怀改革大志、对前途充满信心，成为全诗感情色彩的基调。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写景议论抒情，使诗歌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贤的忧虑，而诗人却加上“不畏”二字。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这两句是全诗的精华，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人不能只为眼前的利益，应该放眼大局和长远。

　　该诗与一般的登高诗不同。这首诗没有过多的写眼前之景，只写了塔高，重点是写自己登临高处的感受，寄寓“站得高才能望得远”的哲理。这与王之涣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相似。前者表现一个政治变革家拨云见日、高瞻远瞩的思想境界和豪迈气概，后者表现要想取得更好的成绩，需要更加的努力的互勉或自励之意。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与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脉相承，表现技法极为相似，王诗就肯定方面而言，比喻“掌握了正确的观点的方法，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不会被事物的假象迷惑。”而苏诗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比喻“人们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因为没有全面、客观、正确地观察事物，认识事物。”两者都极具哲理性，常被用着座右铭。　　作者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宋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1042年(庆历二年)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1067年(治平四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1069年(熙宁二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赠太傅，谥号“文”，又称王文公。其政治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