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接：“王安石变法”为何成为了牺牲品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王安石的大名。《宋史·王安石传》载：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安石少时好读书……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解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之志。”
学者习称其为“临川先生”，又因曾受封为“荆国公”，故又称其为“王荆公。”
1059年，他向宋神宗上万言书，力倡变法图强，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次年为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他打着“法先王”的旗号，“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了变法。
他是以变法而名垂青史的，但他主持的变法却失败了。
本来，他实行的一系列新法，正是针对北宋“积贫积弱”所形成的“三冗”(即冗官、冗兵、冗费)的时弊的。正如《宋史·食货志》所言：
“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志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
严峻的财政和政治危机，导致宋的动态三角板块有破碎裂变的危险，变法不得不成为必然。同时，王安石变法也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
《宋史·食货志》又载：
“神宗欲伸中国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石之流进售其强兵富国之术，而青苗、保甲之令行，民始罹其害也。”
为何?明明是利国利民的新法，为何一施行，“民始罹其害也”?是新法本身“害民”吗?
且看被认为“害民”最烈的最遭反对的“青苗法”吧!
本来，“青苗法”完全是利民利国之法，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朝廷放贷钱谷给百姓，让其收获后加息偿还。它既能帮助百姓度过饥荒，又可为朝廷增加收入，还平抑了粮价，限制了不法商人从中高利盘剥，一举三得，对民何害之有?但实行的结果却是：“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纳利二千，至岁终，又令纳利二千”，“使民负债日甚，而县官无所得”，司马光所说的都是事实，的确比高额贷款还高额贷款。为何会如此?原来祸根就出在专制官僚体制上!利国利民的新法一旦纳入这个旧体制上施行，就演变成了一项项“扰民”“坑民”的“政治任务”。多放贷就多得利，各级官员自然会积极“摊派”;多收会多得奖金，多拿回扣，他们自然会威逼硬抢，不择手段。还有放贷的缺斤少两，利率的浮动比例，无一不是“富起来”的机会。如此这般，就把一项利民的新法演变为害民之法了。朝廷的确变成了一个新的高额贷款者。
再看市易法，专设“提举市役司”衙门，从事贸易，目的是限制非法商人的渔利，平抑物价。但结果是，官商衙门代替了非法商人。官员一旦变成官商，“官倒”就公行，对百姓的危害比奸商有过之而无不及。
权力商品化所产生的只能是贪腐和罪恶。
显然，这项新法商人无论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反对，他们的饭碗被夺了，自然不会坐以待毙;朝廷也得不到多少利益，不能达到理财的目的;百姓深受官商之害，无疑是最坚定的反对者。惟有那些掌握着粮食等重要物资，手里又有权力的官商在大饱私囊，大发“官倒”财。
同样，“募役法”也是如此。本来，实行“募役法”的目的，就是要减轻百姓的徭役负担，“上等户”不愿去服役可交“助役钱”代替。但一实行就变成了“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以养俘浪之人”。该交钱的抗拒不交，蓦役又成了一些人的职业，“上户”的徭役加到了下户身上，百姓的负担并未减轻。旧问题未解决，新矛盾又出来了。正如司马光所反对的那样：
“今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户旧充役，固有出陪备，而得番休，今出钱比旧费特多，年年无休息。下户无不充役，今例使出钱。旧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俘浪之人应募，无顾藉，受赇，侵陷官物。又农民出钱难于出力，若遇凶年，则卖庄田、牛具、桑柘，以钱纳官。提举常平仓司惟多敛役钱，广积宽剩。此五害也。”
同样，“方田均税法”也是如此。颁行此法，重新丈量土地，就是要解决“田赋不均”，隐匿土地的老问题。“以地及参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税则”，但遭到私自占有大片土地的官僚、豪强的强烈反对。所“重修定方田”的仍然是普通百姓，那些隐匿大片土地者未被触动。
同样，“将兵法”也是如此。本来，“冗兵”为沉疴，“内重外轻”的布局由来已久。太祖时，禁军二十万，到仁宋时已达八十二万，“养兵”成了一大负担。而且，管理也极为混乱。“兵无常将，将无常师”，互相牵制，调遣不便，指挥不灵。“将兵法”想使兵将合一，以加强管理;裁减兵员，精兵，以提高战斗力。但这首先遭到皇帝的反对，因为他独掌的兵权看起来是削弱了……
由此可见，王安石从一开始变法就陷入了体制的怪圈不能自拔。
他的难处在于，只能用旧体制来推行改造旧体制的变法。优如医生自己给自己治病，总下不了手，彻底做手术没有勇气和决心。本意为“利民”，结果是“扰民”，一个个新法被旧体制同化了，利用了，也就变质了。
他的另一难处是，虽然增设了一些推行新政的新衙门，启用了一些推行新政的新官员，但在整个皇权专制的旧体制未变的前提下，旧官员贪腐，新官员也快速贪腐了。尤其是权力商品化，新设的机构衙门化后，新官员变成了官商，对百姓和社会的危害更大。
他的又一个难处是，不得不卷入党争之中。每一个新法的实行，新法的命运，都变成了党争的砝码，双方都并不是真正地把“利民”放在首位。以王安石为首的“新派”与以司马光为首的“旧派”之间的党争贯穿于整个变法过程。由于变法触动整个“旧派”的既得利益，所以，以一开始，新法就是在“旧派”的激烈反对之中进行的。“安石得政，行新法，逆道疏其利害。”司马光一直盯着新法的不足不放，并作为党争的口实和工具，企图重新夺取相权。不只司马光，甚至“天旱，有人上疏，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甚至“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
而对“新派”最不利的，还是新法的种种致命弊端，新政的不成熟也就决定了“新派”的命运。
仅仅只推行了八年，新法和王安石一起就寿终正寝了。一切又都回归旧体制了，所谓变法富国、理财、强兵的目的一个也未达到。与仁宗时，范仲淹所推行了仅一年的的“庆历新政”一样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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