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演变成悲剧的具体原因(4)

　　政治家是不会认错的。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成了大宋政界围绕新法是“利民”还是“害民”展开争论而形成的最大的一场政治角力，政见不同的臣僚纷纷发表看法，难以骑墙。原来的中书和台谏班子，多数是变法的反对派，所以，王安石主持中央政局之后，对这些部门进行了大清洗，仅从熙宁元年至四年就罢免了19位台谏，换上了自己的同党李定、薛昌朝、谢景温等，基本封杀了反对的声音。于是，轰轰烈烈的变法期间，或者是“台谏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者”;或者是执政大臣“专用其亲爱之人”为台谏官，“或小有违忤，即加贬逐，以惩后来，必得佞谀之尤者，然后为之”。在这种功利目的前提下引进的台谏，往往多是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之辈，有的声嘶力竭为变法呐喊助威，好也好，不好也好;有的扛着一个拥护变法的大招牌，行灭杀政敌、搜刮民财之事。如在“乌台诗案”中陷害苏轼的李定等人。南宋章如愚在《山堂考索续集》中谴责说：“安石作俑，始于钳天下之口。”

　　一方面是上层政坛上的清洗，另一方面就是对下层百姓的言论封堵。为了防止百姓不满而讪谤帝国伟大的新法，熙宁五年春正月，朝廷下令在首都设置逻卒兵丁，对百姓实行“监谤”，不许乱讲新法如何。就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来看，此举也书写了以专制钳制言论自由的丑陋一页，其恶劣后果并不能因变法的“政治上正确”而一笔勾销。

　　王安石的文学名篇如《游褒禅山记》、《读孟尝君传》，立意高远、险峭，足以显现一种特立独行的风格：立论很高，行别人所不敢之险。但这或许只对文学有意义。放在政治上，老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很有问题了。政治主张再高，也不能漠视事实的掣肘。王安石作为大政治家，似乎缺少儒家传承的“平民关怀”，只要自己政见得以实施，百姓苦难便可不以为然。用现在的话说，这是必须付出的“改革成本”，弱势群体就铁定要为王先生震古烁今的变法做出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