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讨论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既无意加入过去那种“笔头去取千万端”的争论，也不对纷纭评议的不同结论作是非判断，而是想探讨评价历史是“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任你怎样搽抹和装饰”，还是在纷纭评议过程的背后有什么其他的内在联系在起作用。
著名的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在追踪人类学革命过程时曾专门提到学术假设与“社会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他说：“简要地来看过去一些年里曾经提出的用来解释最早的人科物种是怎样起源的几种假说，有趣的是当每一种新的假说流行时，它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气候。”⑤实际上900多年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其所以迭荡起伏、毁誉不一，也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着900多年的“社会气候”。鉴于此，笔者拟本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借鉴“任何人在进行历史认识的实践活动之前，已经存在着支配主体实践行为的某种特定的历史观或世界观”⑥的方法，对于900多年来影响王安石及其变法评议、研究迭荡起伏、毁誉不一背后的“社会气候”，亦即政治因素、学术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作一些探讨。
为了叙述的方便，依据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特点和评价主流意见的变化，可以把900多年来评议、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分作三个阶段：一、南宋至晚清;二、20世纪前半叶;三、20世纪后半叶。
要叙述南宋至晚清社会变迁对评议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影响，先对其评议源流作一简要介绍是必要的。在南宋初至晚清近800年中，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可分为史家和思想家两大类。史家的评议主要散见于各种有关宋神宗朝史实的记述，按中国古代官私修史传统，官史方面的评议，主要有：1.宋高宗朝绍兴年间由范冲等人修定的《神宗实录》;2.宋孝宗朝由李焘、洪迈等人修撰的《四朝国史》;3.元朝史臣编修的《宋史》。这三部官修史书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不论是史实还是观点都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它们对后世的评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谓“正史体尊，义与经配”，⑦“事实先以正史为据”是也。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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